2025年12月24日，中国作协创研部于《文艺报》刊文《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文中指出“大文学观”之提出，“是对新时代社会生活、文化结构、科技创新、传播格局等一系列深刻变化的积极回应”。此观点在学界激起广泛回响。

我们真正关切的是：如何界定“大文学观”？其核心要义何在？它与“新大众文艺”究竟构成何种关联？这一概念的引入，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意味着什么？它的未来走向又指向何方？这些问题无法回避，正是我们渴望在思想交锋中直面并厘清的课题。

“文学是流动的”，其概念与边界本就非恒定不变。我们探讨文学研究的一面，也意在让更多人窥见文学本身可爱之处。在此感谢青年批评家贺嘉钰、张鹏禹、陈泽宇的鼎力支持，愿我们能快乐阅读、自由思考，共赏文学之美、研究之趣。

——主持人：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重建“现实感”——“大文学观”恳谈

文/陈泽宇

“大文学观”初现时，因概念的多义性与定位的模糊，曾引发诸多不解与非议。直至中国作协创研部署名的《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以下简称《观察与思考》）发表，才在相对宏观的层面上，为其确立了基本内涵与范畴。该文立足当下文学发生的时代语境，指出“大文学观”旨在引导文学由单一转向多元、由内缩转向外扩、由封闭转向敞开；它并非要与“纯文学观”划清界限、制造对立，而是寻求彼此的弥合与互补。“大文学观”要求从主体扩容、形态跨界、生态重构等维度，确立新时代文学的实践指向。随后，由文艺报社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大文学观视野下的文学理论评论研讨会”，亦可视为与此紧密相关的重要事件。与会者不仅围绕“大文学观”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展开热议，更从媒介变革的语境出发，就“大文学观”需避免和警惕的问题表达了见解。截至目前，这构成了理论上把握“大文学观”最重要且无可回避的两份“参考文献”。随着讨论深入，中国作家网于2026年整合资源推出“大文学观”专题，持续从新闻动态、访谈对话、理论评论等方面跟进前沿，并按时间倒序排列一应信息，成为当前最具综合意义的内容渠道。

显然，“大文学观”绝非一个纯粹描述性的中性概念。其命名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与强烈的召唤意味，体现了主流文学界凝聚“新大众文艺”主体性的努力。这意味着，“大文学观”既拓展了过往的文学思潮与认知框架，更是一种主动调整自身坐标、寻求对话与接合的姿态。在其视野下，“大”不再仅指称范围边际的尺度，而是容纳“新”的手段。“新大众文艺”所对标的大众文艺大众写、大众文艺大众读的广泛形态，可融入“大文学观”的话语实践。“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创造性，并未因“大文学观”的出现而消弭其内在生命力；相反，“新”所携带的任意性与反阐释特质，反过来赋予了“大”更强的异质性与界限意识。

呈示“大文学观”与“新大众文艺”的基本现状自有其意义，但若从繁复的纠缠中只拎一点加以说明，应当认识到“现实感”的强劲针对性，是“大文学观”话语形成过程中最为积极的驱动力，它源于“新大众文艺”，又反作用于后者。《观察与思考》直言：“‘大文学观’首要强调的是，文学必须超越狭义个人情感的小天地，重新建立与时代、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切实重建文学的责任意识和现实关怀。”诚哉斯言。与更早的历史阶段相比，新世纪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创作往往更关注文学中虚构能力与技术的调适，而对真实世界的捕捉或有懈怠。写作者如何增强沉淀与提纯生活的能力，在今天俨然成为比以往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写作者是将现实理解为某种经验的聚合，还是装备有以创造现实来改变世界的野心，不同的思想认识将决定文学的面貌。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将文学中“现实感”的缺失归因于现实本身的纷繁演化，日益密集、同质和被景观化的生活，确实为作家找到可以深扎的缝隙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部分作家缺乏主动的现实关怀。如何平衡对“我”的探析与衡量“我”在现实中的位置，尤其需要深思。不过，在“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眼前的“大文学观”也需考量其特殊性。说到底，“大文学观”是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的天然传统，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里流淌的对人间疾苦的关切，不知凡几。以“现实感”为核来判断语境中的“大文学观”固然不错，但也要更充分地注意到其中可展开的空间。探究再现现实到参与现实这个过程的构成方式，我们必须问：在“大文学观”的旗帜下，同时代人应怎样说出属于自己的话，承担应许的责任？

若从已有的讨论中延伸出一点反思，首先面临的问题或许在于，当下文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真的取决于“大文学观”的缺位。一定程度上，当我们讨论“大文学观”时，最值得警惕的，不是它的解释力不够强，而是它在象征层面上的解释力太强，足以覆盖其他可以追问与怀疑的部分。“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叠床架屋般的话语繁殖与理论嵌套正在风生水起，我们对于“大文学观”的表述也要在此处更加谨慎。否则，原理的廓清和问题的求索尚不明朗，还会制造出许多本无必要的障碍。从另一个向度来说，“大文学观”的提出是试图克服文学创作中的“窄处境”和“小格局”，以“大”的文学观壮其声色，是有洞察力的行动。但这并非等同于，写作者需将思考让渡给一种庞大的不可名状之物。事实上，倘若大家各自的“小文学观”能符合相应的美学化过程，“大文学观”自然就在实践的层面上达成无可否认的共识，所谓“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即如此。回顾一段时间以来的文学创作，许多具有穿透力的作品，恰恰是从极具体的人物、细节与看似偶然的“闲笔”中生发出来的，从深耕细作中抵达更具辐射力的“现实感”。

还有一点，无论“大文学观”还是“新大众文艺”，文学拥有力量与尊严的关键在于“写”。不难发现，有些“新大众文艺”写作者后继乏力。“大文学观”源于对过去文学“内缩”于个人小天地的反思，同样是对“新大众文艺”参与现实、介入社会功能的策应，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提出“新大众文艺不仅要见人，更要见作品”，则不失为一种洞见。说到底，“大文学观”不是在“纯文学观”的外面套上一重更大和好看的壳子，而是要用“体贴”驱逐“傲慢”，为更多佳作的诞生创造条件。也因此，对于文学组织与研究的从业者而言，用“现实感”更新文学观，正是深入体察“大文学观”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新一代从业者的使命是将文学发扬光大，而非在日益迫近的AI时代为故纸的遗蜕伤怀，那就意味着要重新且辩证地理解“大”与“小”的关系、文学的“内”与“外”的关系、“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最终唤醒对珍贵的“现实感”的体认与重建。“大文学观”提示我们如何将曾经未完成的任务进一步打通，而非割弃。这包括但不限于重建创作主体的生活实感，用新的媒介理解新的历史意识，反思具体的普遍性及其处境等。这些命题，或许才是“大文学观”概念提出之后，真正需要面对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