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欧洲思想界的关键人物，在国内学界同样拥有广泛影响。目前，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部著作已被译介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专栏译文源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开设的“Una voce”栏目，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授权刊发。本期收录了发表于2026年6月至7月间的九篇短文。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
国家与不法 II
如前文所述，参照保罗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封信中的论述，我们或许可以断言：当下，“那拦阻的”（il catechon）——即延缓末日降临的力量，早期天主教教父将其对应于制度（istituzioni），也就是罗马帝国与教会本身——正陷入全面危机。与此同时，我们目睹着“那不法的”（il anomos）的登场。这股力量不再受法律约束，带来毁灭，并自诩为神（因此教父视其为“敌基督者”）。
美国便是这一现象的明证。在那里，制度运转失灵，权力落入一个言行肆无忌惮、对以色列亦如此这般、且自我神化的人物手中。反思这种将西方整体卷入的时代境遇，显得尤为必要。既然制度（及其历史形态）已丧失信誉，试图以制度为基础来构建遏制末世的力量，注定徒劳。更关键的是，“那不法的”或“无法的”并非某种外部本源（un principio esterno），而是制度解体时显露出的真容。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并非外来入侵者；他们就是国家本身，就是本该遏制并推迟末日的力量。然而此刻，他们却成了加速末日进程、使其走向最荒谬破败形态的推手。
2026年7月27日
译注：
此条延续了阿甘本此前关于“敌基督者”的思考脉络。
国家与不法：关于“敌基督者”的思考
在新约圣经中，“敌基督”（anticristo, antichristos）一词仅见于《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毫无疑问，该术语处于末世论语境之中（paidia, eschate hora estin，通俗译本作filioli, novissima hora est，“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且以复数形式出现——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你们所听说过的，那敌基督的来了，现在好些人成了敌基督的[1]。”同样重要的是，这位使徒将末时界定为他所处的“当下”（adesso, nyn）：“那敌基督的来了”（erchetai，直陈式现在时）。紧接着，他明确指出，若有必要，可以说那敌基督的“现在就在世间”（nyn en to kosmoi estin）。倘若如佩特森及之前的巴特反复强调的那样，人类历史的终局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巴特曾写道，“不完全且全部无剩余地是末世论的基督教，就全部无剩余地与基督毫无关系”），那么便不应遗忘“那敌基督的”这一末世背景。对约翰而言，“那敌基督的”即在末时“否认耶稣是基督（即弥赛亚）”的存在；因此，“好些人”——他们如同“那敌基督的”，“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构成了敌基督者。此处隐含的意思是，敌基督者源于教会（ekklesia），却并不真正属于教会。由此，敌基督者被多次定义为“说谎话的”（ingannatore，planos，字面义为“使人迷途”，通俗译本作引诱人的[seductor]）。
然而，数个世纪以来，教父与神学家对“敌基督者”的注解，重心并未放在约翰书信上，而是转向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即《帖撒罗尼迦后书》。尽管该信中未直接出现“敌基督”一词，但希波吕托斯、爱任纽、特土良以及后来的奥古斯丁，早已将保罗笔下的那位神秘形象——“不法的人”（l'uomo dell'anomia, ho Anthropos tes anomias）与“沉沦之子”（Figlio della perdizione, ho uios tes apoleias）——等同于“敌基督者”。事实上，保罗也将其定义为“不法的”（anomos），称其“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敌基督者是一种尘世力量（一则经外传说将其等同于复活的尼禄），试图在末时模仿并伪装成基督的国度。
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不法的人”与另一神秘形象“那拦阻的”（il catrechon，亦以阳性形式出现：“拦阻……的他”）紧密相连。被拦阻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因此，与约翰书信一样，保罗书信的语境同样是末世论（此前，这位使徒还提及“神的公义判断……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到了奥古斯丁时代，这股阻挡基督最终降临的力量，已被等同于罗马帝国（据奥古斯丁所言，保罗未明确点名，是为了避免被认为希望帝国——当时世人皆认为帝国永恒——不好而遭受侮辱指控）或教会本身（约翰书信提到敌基督者“从我们中间出去”，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无论这股拦阻力量指向罗马帝国还是教会，它都代表一种基于法律或稳固宪政的制度性力量（特土良使用“罗马的状况”[status romanus]一语——在他那个时代，意指“罗马帝国的稳定状态”——这一说法预示了我们现代的国族概念[nazione di “stato”]）。
理解拦阻力量与“不法的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有时被解读为两股力量的冲突，“那不法的”或“敌基督者”旨在“除去”拦阻力量。“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ek mesou genetai）这一表述，绝非意味着不法的人是执行此动作的主体；正如通俗本翻译（donec de media fiat）所暗示的，是拦阻力量（无论是帝国还是教会）自身退让了。在此意义上，后续文本变得清晰明了：“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拦阻力量的制度性与不法之人之间的关系，实则是两种尘世力量的交接：一股力量退去，由另一股取代，或转化为后者。这正是保罗所说的，“那不法的‘神秘’已在行动”[2]，并将最终显现。仿佛“神秘”一词所暗示的那样，“那不法的”最终将完全揭露先前那股力量的“真实面目”。
若果真如此，保罗的信中就包含了一套不容忽视的学说，关乎一切制度力量的命运。依此学说，最终，稳固建立的制度力量必将让位于一种不法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拥有宪政基础的主权者将被任意行使统治权的“无法的”主权者所取代。因此，保罗的信传递出一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信息：我们当前经历的，正是这样的“不法的神秘”。建立在法律与所谓民主宪政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正通过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该过程早已启动，如今才进入最后的危机阶段），向一种不法状态转变。在此状态下，法律被行政权力的法令与措施所替代，紧急状态成为统治常态。但需谨记，保罗的信还指出，一旦“不法的”力量显露，“主耶稣便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意味着，在看似无解的当下处境中，留给我们思考的，是一种既摆脱了“拦阻力量”及其表面制度稳定性，又未陷入那种紧急不法状态的人类共同体形式。权力注定会转变为那样的不法。
2020年10月19日
译注：
[1] 和合本译作“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圣经引文译文以和合本为底本根据意大利语文本有所修正。
[2] 和合本译作“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赞美米凯莱·马利[1]
自赫拉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以降，哲学家不信任同时代人，尤其是同胞，已成传统。或许正因如此，我往往回避阅读当代同胞的作品。此举或许不妥，但也非毫无道理。因此，当某本书打破我的偏见时——例如最近读到米凯莱·马利的《斯费罗波利的宏伟废墟》(Le maestose rovine di Sferopoli)时——这份喜悦与惊奇便愈发强烈。马利的思维拥有一种神奇的想象力，正如曼加内利[2]那样，这种想象力结合了一种非凡的智慧与文化素养。只要这位作者继续写作，意大利文学便能在废墟中存续，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此前的拒绝实属误判。
2026年7月21日
译注：
[1] 米凯莱·马利(Michele Mari, 1955- )，意大利作家、翻译家和诗人。
[2] 吉奥乔·安东尼奥·曼加内利(Giorgio Antonio Manganelli, 1922-1990)，意大利作家、翻译家、记者和文学批评家，是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新先锋派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和代表作家之一。
第一朋友和第一敌人
正如一位热爱反思的科学朋友来信告知，生物史上的根本事件，是有感知痛苦能力（dolore）的微生物的出现。显然，这一命题需要限定，须在“痛苦”前加上“快乐”（piacere）——作为前提或补充。若我们将生物的这一根本能力，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对“存在”的感觉（sensazione di esistere）的论述联系起来（“感到自己活着本身是愉快的，因为生命是一种‘好’，感到这样一种‘好’属于我们是愉快的”），便可得出结论：感受快乐或痛苦的原始形式，指涉的正是“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即感到自己“活着”。事实上，与“活着”带来的愉快感相对应的，恰是相反的感受，即出于某种原因——或表面上毫无缘由——感到活着是一种痛苦。
上述引用的亚里士多德段落出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和第九卷关于友谊的专论。在定义了活着的感觉是愉快的之后，亚里士多德补充道，朋友的存在同样令我们愉悦，而友谊正是对另一个人（un altro uomo）存在的共同感受（synasthanesthai, con-sentir）或赞同（consenter al）[1]，此人因此成为“另一个我自己”（altro me stesso, heteros autos）。换言之，不仅存在一种“存在”的感觉，且这种感觉总是已经被共同分担（condivisa）；它始终是一种对他者存在的共情或赞同；而友谊，正是这种“对自身存在的感觉”所包含的“对朋友存在的共情或赞同”的具体实例。
据此，我们可以联系存在感的另一极来展开这一论点。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快乐，而是痛苦。此时，与对朋友存在的共情或赞同相对应的，是对敌人存在的共情或赞同。若按施米特的说法，敌友之分定义了政治，那么政治的基础便是快乐与痛苦，它们定义了人的存在感，以及内在于这种存在感中对他者存在的共情。友谊与敌意，爱与恨，对友人（philos）的爱（philein），对敌人（echthros）的恨（echthairo），并不指向某种激情学说；相反，它们首先是两个根本的本体论-政治范畴。若我们感到愉快的存在感，便处于友谊与和平之中；若我们感到可憎的存在感，便坠入战争与敌意。再次重申，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基底，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共同感受或认同存在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将自己置于世界的位置。第一朋友与第一敌人，皆是我们自己。
2026年7月17日
译注：
[1] consentir作为及物动词有分享某种感觉的意思（体现为词源con-共同、一起+sentir感觉，和下面的condividere，即con-共同、一起+dividere分了、分享、分担），作为不及物动词，则赞同、同意、认可的意思。
“真”与意见
“真”与意见之间的古老问题——在西方哲学起源处，巴门尼德的诗歌便已探讨过——在今天获得了新的现实性。确实，古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两种认知形式的明确区分，今日已被彻底抹平。只剩下声称“是真的”（essere vere）的意见。于是，铭记“真”与意见处于不同层面变得更为迫切。“真”——希腊人称之为aletheia，意为“无蔽”、“开放”——关乎“是”（l’essere），即体验某事物“是、在”，“这里是的、有的、在此的”是某物而非虚无。意见（希腊人称之为doxa，今人亦然）则关乎“是着”（gli enti），即认知事物是这样而非那样。巴门尼德告诉我们，前者是不动的（atremes，不动摇、无畏[in-trepida]）、循环的、超越时间的；后者则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因而可变、不确定。
最重要的是理解人类这两种认知形式之间的关系。前者并不以任何方式担保意见的正确性，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意见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可以追问意见是对是错。反之，那些只听从意见的人注定倾向于认为意见是正确的。“真”同时开启了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的可能性，而意见只能肯定自身的“真”。这就产生了一个表面矛盾：意见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排除的错误可能性，反倒定义了“真”。
一个看不见“真”与意见差异的文化，生产出人工智能这类东西也就不足为奇了。人工智能是一种doxa，它肯定自身的“真”却无法体验这个“真”。这种封闭了错误可能性[1]的doxa会将相信在使用它的人引向何方，是一个值得不断追问的问题。
2026年7月13日
译注：
[1] 或“对错误的可能性封闭”，即“把自己封闭在错误的可能性之外”或“不对错误的可能性开放”。
一条出路
人们普遍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化的终结。这种意识常引出对“新开始”的要求或期望。所谓“新开始”，即在一个漫长传统崩塌后，迟早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具活力的传统。与此种天真期待相反，必须记住，我们需要的不是“新开始”，而是一条出路。即便假设“新开始”可行，一切也将重蹈覆辙——也许观念与计划会有所不同，但仍受制于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前代同质的历史时代与传统。在西方的历史崩塌之后，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渴望的，毋宁是终结“时代”，彻底走出“时代”而非简单重启。去向何处？无法言说，而这恰恰是好事，我们的沉默比关于未必可能的未来特征的空谈更宝贵。重复诸如“新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或“超人类主义”等表述，此类空谈暴露出与过去的合谋。正如卡夫卡《给某学院的报告》(Ein Bericht für una Academia)中的那只猿猴——它已变成某种截然不同（于猿猴）的东西——所说：“我不想要自由，只想要一条出路。”
2026年7月6日
义人何在？
谁是义人？正义意味着什么？正义指的当然不是主体的某种品质，某个男人或女人的某种属性。如本雅明所言，正义是世界的一种状态，是“是”而非意愿或意向的一个维度（una dimensione dell’essere, non della volontà o dell’intenzione）。斯宾诺莎认为，当你在神之中而非在特定时间或地点审视事物时，事物便是正义的。因此，正义是人绝不可能“拥有”，只能沉思（contemplare）之物。不过，在“在神之中”看事物——看到花“是花”，笑“是笑”，无辜者“是无辜的”——时，你会感受到一种无法逃避的要求（esigenza），一种不召唤任何对象也不要求任何东西，在一切意愿或意向之外，在你身上起作用的要求——除此之外，无需再做其他事。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少女的话。她是纳粹占领区抵抗组织的成员。被捕受刑却缄口不言。解放之际，同志们欲将她作为英雄欢迎。他们告诉她，她挺过酷刑是因为政治信念坚定，是对事业的忠诚之类的套话。她却只是摇头说：“不，我挺过来，只是因为我想，那只是一时的兴致。”她是正义的；她感受到一种全面超越她的要求，却从未认为自己正义，也未相信正义属于她。若她只是相信“正义事业”而未看见正义本身，她便会屈服于酷刑，开口招供。
因此，依犹太传统，义人——zaddiqim——隐藏在世界之中，首先对自己也是隐藏的。也因此，想要奖励义人（仿佛这是与惩罚罪人相对的正义另一面）才是矛盾的。就像惩罚绝不来自正义，只来自法律那样，奖励与承认也不属于正义。被承认和奖励的义人，即不再隐藏的zaddiqim，便不再是义人。
不应将法律的神秘，即罪与罚的神秘，与正义的神秘混为一谈。因此，虽然罪人受罚是好的，但义人未必应得奖励。传说如此记载：义人行走于世而不被承认，直至时间尽头。唯有如此，他们才拯救了世界。
2026年7月3日
人与游客
在意大利语中，“游客”（turista）一词最早出现于1837年（“旅游[turismo]一词则要直到1907年才出现”）。其词源清晰：“游”（tour）（“壮游”[il grand tour]，主要前往意大利）始于18世纪，是欧洲贵族与知识分子为了解艺术史、生活方式与文化而进行的成长之旅。如同常见情况，起初为精英专属的事物，随时间推移变成了大众现象。
重要的是，这种游历的前身，无疑是信徒为朝拜宗教圣地而进行的朝圣：游客与朝圣者同为peregrini，即根据拉丁语词义，都是大地上的外来者（stranieri sulla terra）。旅游标志着人与其居住土地关系的划时代变化：人在其所处之地——首当其冲是其生活的城市——成为了extranei，外人（extra）。我仍清晰记得，多年前在威尼斯生活时，我曾惊愕地意识到，区分威尼斯人与游客已不可能。
变化的不仅是市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本身也变了：人变成了游客，变成了外来者；同样，他们居住（或更确切地说，曾经居住）的土地也变成了外异的（extranea e peregrina）。如果你像我最近偶然读到那样，读过约瑟夫·罗特[1]对1925年秋天马赛及其密集惊险小巷的非凡描述——所有历史时代生猛地挤在那区区几公里范围内，在那里，无人是外来者——那么你一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痛苦而无情的评论：今天，城市已不复存在。旅游之所以能摧毁城市，是因为城市早已停止呼吸。过度旅游（overtourism）并非来自外部；它始于我们内部，始于我们无法再居住的熟悉邻里与城区内部。“居住”（abitare）是动词“有”（avere, habeo）的强化形式，指一种特定的“停留”、“生活”、“有倾向和习惯”的方式。如果说希腊语中的ethos（习惯）指习惯性停留，那么居住便是伦理的原始形式。在已成为游客、失去居住能力、处处皆是朝圣者与外来者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从头想象一种可能的伦理，从根本上重新发明居住的能力。这项任务肯定不易，但唯有它能提供一条出路，使我们走出旅游状态，使我们的土地与城市再次变得可居住。
2026年7月1日
译注：
[1]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 1894-1939)，奥地利作家。
疯狂之治
该如何解释——或至少尝试理解——美国正在发生的事呢？如何为这样一个似乎完全无法解释的事实寻找理由——在过去十年里，那个直到最近仍主宰世界的国家，一直被、且仍在被一位在医学意义上精神失常的总统统治？也许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