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广州陶陶居喝早茶，桌上摆着凤凰单丛，还有虾饺和萝卜糕。“一盅两件”这规矩，算是岭南早茶的精气神所在。我们内蒙古人虽未必能品出那微妙的妙处，却对这地方情有独钟。百年老店的窗棂嵌着极具岭南风情的花格玻璃，红木桌椅排列整齐。清晨时分，店里已有小乐队奏起广东音乐，行内人称“三架头”。食客们正夹着虾饺，乐师身着中式衣衫，带着旧时文人特有的淡泊，拉响《雨打芭蕉》。那曲子太静，静得人都不好意思下口，甚至想赶那三位乐师去吃点虾饺，好让气氛热闹起来。
我对音乐向来痴迷。那段特殊岁月里书荒严重，唯有公家印发的《战地新歌》被我翻烂了，里面的乐谱、调性、节奏型，乃至词曲作者的名字，我都记得滚瓜烂熟。那天在陶陶居，我忍不住显摆了一回。每换一首曲子，我便像报幕员般告知同桌：“《平湖秋月》，吕文成作曲。”下一首响起，我又说：“《鸟投林》，易剑泉作曲。”紧接着是“《流水行云》，邵铁鸿作曲”等等。同桌的人听得目瞪口呆。
“汪明荃！”有人低呼一声。我抬头瞥见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子，戴着墨镜，头上裹着茶绿色的绸巾，从桌旁匆匆走过。我目光追随她走进一间雕花门的包房，屋内瞬间爆发出欢呼声。门没关严，粤语交谈声夹杂着笑声，一阵高过一阵。随后门关上了，声音戛然而止。
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汪明荃戴墨镜裹头巾，分明是不愿引人注目。可听见这个名字，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她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饰演的庄梦蝶。她快步掠过身边，带起一阵微风，风中似乎还裹挟着抗战时期上海滩的旧梦。追星或许显得滑稽，但亲眼见到了偶像，谁能不心动？
当天早上，我从江湾大桥跑到广州大桥，沿珠江往返了一个半来回，路程整整15公里。体力消耗巨大，我在陶陶居一口气吃了六笼虾饺。深褐色的蒸笼在桌上摞起，足足有一尺半高。同行的剧作家沙叶新感叹道：“你这吃得简直到了可耻的地步。”
沙叶新这话实在。你想想，在那摆着酸枝木八仙桌和官帽太师椅的茶楼里，伴着广东音乐和摇曳烛光，竟能吃下六笼虾饺，确实有些那个了。假如每只虾饺里藏着两只虾，那天早上我便吞下了48只虾，难怪让人觉得突兀。这般食量，又怎能与汪明荃的身影以及那精美的彩色玻璃相映衬？我想不出比“可耻”更贴切的词来形容我那天的饭量。
想起《万水千山总是情》中与汪明荃搭档的谢贤和吕良伟，他们或许也在隔壁包房。我起身踱步经过那扇雕花门，屋内传来阵阵笑声，听不出哪一声属于汪明荃。笑声中夹杂着麻将洗牌的脆响，其中自然也有汪明荃拨弄牌面的声音。片刻后，我清醒过来：汪明荃绝不会走出来与所有吃早茶的人握手寒暄。于是，我回到座位，继续品茶。
在陶陶居这样充满历史感的茶楼里，常有许多普通人进来吃早茶，从他们的衣着气质便能分辨。在北方，普通人吃早点极少会选择派头这么大的馆子。而在广州的茶楼，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不分阶层、不论贫富，这也是广州早茶的灵魂之一。
那天清晨，手抚酸枝木八仙桌，品着凤凰单丛，听着广东音乐，这份陶醉胜过饮酒。现场演奏与听唱片截然不同，它并非毫无瑕疵。乐声中混杂着茶客的闲聊，却未影响广东音乐的明亮与委婉。领奏的高胡足以盖过一切杂音。高胡由粤曲大师吕文成独创，比二胡高四度，以金属弦替代蚕丝软弦，一改二胡的幽怨萧散，其格调如同广东的红棉树一般热烈。高胡乃是广东音乐的灵魂——我这短文里已经用了三次“灵魂”，实在不敢再滥用。在广东音乐“三架头”的小乐队编制中，还有一种北方乐队罕见的乐器，名为“秦琴”。它呈六角形，共鸣箱两面均为桐木，音色柔和温润。
谈及广东音乐之美，乐器仅是其一，更让人舒心的是曲目。我喜爱交响乐（最爱“三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也钟情中国民间音乐，其中广东音乐和福建南音是我反复聆听的佳作。若将几首广东音乐的曲名罗列出来——《平湖秋月》《雨打芭蕉》《三潭印月》，字面看去都湿漉漉的，仿佛能将人带入岭南湿润的植物园中。
北方的朋友若来到广州，不妨去陶陶居尝尝早茶。不知那里是否还保留着红木桌椅和广东音乐的现场演奏。汪明荃想必早已离去，但广州早茶的精髓依旧在那里，陶陶居值得一游。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26年7月24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