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十八年（1590），士大夫吕坤在女教书《闺范》里记下了陈寡孝女的往事。后文还会提到她，此刻不妨先看看吕坤的点评：
吕氏曰：“孝妇夫亡时，年甫十八耳。别时一诺，持以终身。既守妇节，又尽子道，艰苦几经，不二其心。设非孝妇，母也不为沟壑之枯骨乎？古孤子不从军，文帝，汉英君也。仁心宜无不及，而绝人之嗣，寡人之妻，独人之母，为勾践所悲。岂非德政之累哉？盛世之民，何其幸与！”（［明］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闺范》卷3《陈寡孝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00页）
吕坤夸赞了陈氏的守节与孝义，但细读可知，他更多是借这个故事表达对兵役征发造成“绝人之嗣，寡人之妻，独人之母”这一社会现实的忧虑。吕坤对陈寡孝妇的议论并非凭空而来，《闺范》收录的女性传记大多改编自刘向《列女传》并加以评注。陈氏的故事不仅在中国流传，朝鲜半岛的相关文本中也有记载。在朝鲜王朝，陈氏的故事以《陈氏养姑》之名，被收录在一部名为《五伦行实图》的女教书中。这种同源异域女教模范的书写，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
山川异域：朝鲜王朝女教书写的历史语境
朝鲜半岛是古代中华世界体系的重要一环，作为唐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最重要的藩国，深受儒家文化浸润。同为藩国，不同时代面对不同中国王朝，文化心态却大相径庭，因为朝鲜始终秉持儒家传统的中华正统观作为交往准则。李氏朝鲜建立后，思想意识形态上积极向明朝靠拢，推行“崇佛反儒”政策，这在道德教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费正清指出，朝鲜位于“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的内亚圈。（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收入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李成桂即位后，即刻向明朝通报政局变动，重申自己通过威化岛回军阻止了辛禑进攻辽东，强调“以小事大”的立场，朱元璋随后同意将国号改为“朝鲜”，朝鲜王朝由此在制度上纳入以明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丁晨楠：《海东五百年：朝鲜王朝（1392-1910）兴衰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21年，第9-19页）高丽王朝崇佛，使得13世纪左右传入的儒家思想长期处于边缘。为了重建新秩序及维持半岛权力格局，李成桂走上“崇儒反佛”之路，这与明初朱元璋利用儒家话语重构正统性不谋而合：两者皆为开国君主，都面临正统性挑战（李成桂更为突出）；国家社稷都需要可靠的文化资源来稳定与重构。正是利益的重合，让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更加紧密。这种历史语境下，两国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女教道德书写中共享类似特性，《五伦行实图》便是典型个案。
所谓《五伦行实图》，是朝鲜正祖朝编纂的教化书籍。在此之前，朝鲜已出现一系列“行实类”书籍，如《三纲行实图》《续三纲行实图》《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等。学者考察这类著作指出，它们多基于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发展而来，本质上“体现了朝鲜王朝对明初伦理教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此类著作多以《三纲行实图》为基础补充衍生，分为两部分：一是增加新人物、新故事的“续三纲系列”，如《续三纲行实图》《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等；二是补充新道德的，如《二伦行实图》《五伦行实图》等。（朱冶：《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其中《五伦行实图》集大成，它是《三纲行实图》与《二伦行实图》合编的成果。《五伦行实图序》写道：
我朝仪物之备，自我英陵盛际，圣神相承，治教休明，而《三纲》《二伦》之书后先汇成，列于学官，为化民成俗之本。今欲讲行乡礼，宜自二书而表章之。（李秉宪等：《五伦行实图》，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1797年版，《五伦行实图序》，第1页a）
在正祖眼中，《五伦行实图》是“仪物之备”“治教休明”的朝鲜王朝“化民成俗之本”，备受重视。编纂者在序言中也陈述了道德书写的方式与目的：
而其为书，上摭纯行姱节，旁搜卓烈懿范，传以记之，绘以象之，诗以咏之，赞以褒之，为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然不待司徒典乐之属，诱掖薰陶之，功贤俯而就之，愚者跂以及之。（李秉宪等：《五伦行实图序》，第1页b-第2页a）
李晚秀指出，《五伦行实图》搜寻的人物皆具“纯行姱节”“卓烈懿范”品质。对于这些道德模范，他们“传以记之，绘以象之，诗以咏之，赞以褒之”，不仅文字记录，还绘画作诗赞扬，“使匹夫匹妇，一开卷、一涉目，油然起感，怵然兴惕，皆有以知其为臣忠、为子孝、为妇贞、长其长、友其友之为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然”，（李秉宪等：《五伦行实图序》，第2页a）书写原因是他们坚守“固有职分”，维护了儒家道德秩序，这也是该书的目的。因此，《五伦行实图》可视为朝鲜王朝受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影响形成的“行实类”儒家道德教化书籍的集大成者，代表官方对民间道德秩序的理想愿景，其中的女性形象书写带有官方意识形态色彩。
“孝”与“烈”之间：《五伦行实图》中的女性形象
《五伦行实图》共五卷，对应孝子、忠臣、烈女、兄弟、朋友，与“五伦”相配。与女性直接相关的道德书写在卷一孝子与卷三烈女。孝子部分共35人，载有4位女性；烈女部分共35人。以上即为书中的女性形象。笔者选取这两部分分析，指出女性的被动塑造与主动行为，试图说明在“孝”与“烈”的道德行为间，不仅有李氏朝鲜的道德规训，也有女性自主的痕迹。
“孝子”部分收录四位女性传记：《陈氏养姑》《孝娥抱尸》《杨香搤虎》《刘氏孝姑》。这四位均为中国史籍所载，入选是因为其道德行为符合教化需要。前文已述，《陈氏养姑》文本源于刘向《列女传·贞顺传》，原名《陈寡孝妇》。（［清］王照圆撰，虞思征点校：《列女传补注》卷4《陈寡孝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9-180页）传记中，陈孝妇丈夫即将从军，战场危机四伏，他担心无法归来，对妻子说：“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无他兄弟备养。吾不还，汝肯养吾母乎？”（《五伦行实图》，卷1《孝子·陈氏养姑》，第6页a）陈氏应允，丈夫果然未归。《列女传》记载，夫亡后，陈孝妇“养姑不衰，慈爱愈固。纺绩以为家业，终无嫁意”，一心履行养姑职责。父母欲再嫁她时，陈氏说道：
妇曰：“夫去时属妾以养老母，妾既许诺养人老母而不能卒，许人以诺而不能信，将何以立于世？”欲自杀，父母惧而不敢嫁。（《五伦行实图》，卷1《孝子·陈氏养姑》，第6页b）
《列女传》记载更详：
......孝妇曰：“妾闻宁载于义而死，不载于地而生。且夫养人老母而不能卒，许人以诺而不能信，将何以立于世？......今又使妾去之，莫养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着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无义，何以生哉？”因欲自杀，其父母惧而不敢嫁也，遂使养其姑。（［清］王照圆撰，虞思征点校：《列女传补注》·卷4《陈寡孝妇》，第179-180页）
无论《五伦行实图》简短叙述，还是《列女传》详细记载，陈孝妇反对再嫁的理由并非“妻道”论述，而是借用“义”“信”“孝”等普世儒家道德话语，为自己侍奉亡夫之母的行为正当化。《列女传》明确指出“夫不幸先死，不得尽为人子之礼”，陈孝妇借此指出自己继承了夫家缺失、丈夫本该承担的“子”之孝道。正因如此，父母畏惧其自杀，允许其赡养婆婆。这里潜藏两点：第一，陈孝妇辩护理由明智，避开“妻道”，选用“义”“信”“孝”等普世话语护身；第二，在传统父系家庭中，女性难以把握主要权柄。
滋贺秀三从法制史角度指出，家庭中丈夫在世时，妻子人格隐于丈夫阴影下；丈夫死后，妻子从阴影中显现，继承丈夫人格。这种“夫妻一体”含两层含义：首先，“妻以夫为天”，家庭内部夫是妻绝对归依对象；其次，“妻与夫齐平”，第三者视角下夫与妻应受平等尊重。（［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42-145页）
进一步解释可得结论：当男性道德完美或符合期待时，女性道德收敛，成为展现男性道德的陪衬；当男性道德失落或未达期待时，女性道德被强调，男性道德在女性实践中展现，女性因此扮演男性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打破男女“内外”之别。此处陈孝妇父母不阻拦，不仅因以死相逼，也认识到其在夫家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也是陈孝妇最终被汉文帝“高其义，贵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赐之黄金四十斤，复之终身”且“号曰孝妇”的原因。可见陈孝妇传记中“主动”与“被动”：主动在于知晓自身道德处境，明确通过何种言论行动赢得声望；被动在于其行为仍成为官方宣扬女德的素材，即便论述未凸显这点，仍被汉朝与李氏朝鲜化用为教化事例。
至于“烈女”部分，是《五伦行实图》专为节烈女性开设的一卷，女性形象更直接展现李氏朝鲜对理想女性的书写。展开论述前，有必要简要分析“烈女”涉及的基本概念。需指出，制造一批批“烈女”背后，本质是贞节观念推动。贞节观念强调是“烈女”“烈妇”群体产生的源泉。宋代理学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见理学家对妇女贞节的重视。但需指出，宋代理学对女性贞节的强调，在宋代影响似不可过分夸大。据陈顾远先生考察，贞节观念到明清才深入人心。（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74-175页）但在古代中国，“女”指未婚女性，“妇”指已婚女性，区分标准是婚姻而非年龄。同时，烈妇与节妇不同。董家遵明确指出，节妇只是牺牲幸福或毁坏身体以维持贞操，而烈女则是牺牲生命或遭杀戮以保住贞节。前者是“守志”，后者是“殉身”。（董家遵著，王承文编：《董家遵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笔者无意讨论“贞节”观念起源，但梳理概念有必要。这类女性官方书写易流于表面，落入格套。暂不论《五伦行实图》中烈女传记，其宗主国明朝的节烈女性书写便有此趋势：
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着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01《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89-7690页）
《明史》编纂者感慨明代列女数量激增，甚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这些列女中“要之节烈为多”。正如前文所述，贞节观念到明代才被重视且着重表彰，以至于形成完整系统的旌表制度，对节烈妇女进行道德表扬。这一制度在行政完善程度、社会影响远超前代。（费丝言对旌表制度形成进行了系统完备的历史梳理，在其著作《从典范到规范》中指出，明代完整旌表制度将作为有道德“典范”意义的贞节烈女转变为“规范”的道德形象模板，由此推动贞节观念严格化与普世化，详见费丝言：《从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第67-128页）官方推动使民间对节烈妇女追求走向极端，导致此类女性道德书写落入固定格式。此趋势可从清人钱仪吉编纂的《碑传集》管窥一斑。部分书写中，女子无独立思想，愚笨遵从贞节规训，即便大义凛然，也缺少生机。（钱仪吉：《碑传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465、4467、4469页）有关烈女的流程化记叙，在此不再赘举。从类似文本出发，可见烈妇作为父权制花费极大精力塑造的性别道德楷模，记叙往往格式化。《烈女》部分共35篇传记，大多数“烈女”以死亡结局告终，彰显“烈”之品质，国家机器亦可通过对其道德书写教化民众。死亡虽是最终结局，但这些女性的分殊却在死前“义举”中彰显，通过生前行动，可见其在官方书写下的主动性。
其中，乐羊子之妻故事极具代表性。在《贞义刎死》一文中，乐羊子之妻不仅以女性形象出现，其行动使身份具有复杂层次。首先，在丈夫行为过程中，她成为男性道德训诫者，完善丈夫德行：
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与其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金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五伦行实图》，卷3《烈女·贞义刎死》，第14页b）
丈夫未在利益诱惑下坚守本心，反被利诱，乐羊子之妻申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道理，使乐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完善了道德品质。
此外，原文本《后汉书》中还记载乐羊子学工不坚事迹，乐羊子之妻亦进行训诫：
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月。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4《列女传·乐羊子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92-2793页）
此事例中，乐羊子之妻进一步修正丈夫行事不坚、一曝十寒之举。如前文所论：当男性道德完美或符合期待时，女性道德收敛，成为展现男性道德陪衬；当男性道德失落或未达期待时，女性道德被强调，男性道德在女性实践中展现，女性因此扮演男性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打破男女“内外”之别。此处乐羊子之妻行为显现后者：丈夫道德行为缺陷，反而彰显她德行圆满与突出，甚至让她得以女性身份对作为其“纲”的丈夫进行训诫。此外，她还通过自己的行为纠正婆婆失德之举：
尝有他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餐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他肉。”姑竟弃之。（《五伦行实图》，卷3《烈女·贞义刎死》，第14页b）
乐羊子之妻不仅对丈夫进行道德劝诫，在丈夫远行后，她又承担乐羊子在家职责，开始孝养婆婆，并通过得体、间接方式劝谏婆婆。她的道德价值在死亡时迎来高光：
后盗欲有犯妻者，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曰：“汝释刀，从我可全。不从，我杀汝姑。”妻仰天而叹，举刀自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其姑。（《五伦行实图》，卷3《烈女·贞义刎死》，第14页b）
面对保护自身贞节与保全婆婆性命选择之间，她毫不犹豫选择了一个理性上折中但行为上极端的选择：刎颈自杀。自杀既能保全名声，也能救下婆婆性命。因此，声名远播乡里，最终传到太守耳中：
太守闻之，捕杀盗而赐妻缣帛，以礼葬之，号曰“贞义”。
从乐羊子妻事迹看来，可见许多不同之处：她道德品质完善，以至能完善夫君与婆婆道德行为；她明理知事，知道在危急情况下做出相对折中道德抉择。以上所有行为，都在她自己思考下完成，我们所见是一个主动、高大的女性形象，她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超过男性的道德潜力，并在其道德自决行为中，可见女性独立与自觉。
以上，笔者指出朝鲜诸多“行实类”图书是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影响下产生，李氏朝鲜意图通过这些道德教化书写建立理想中的性别道德秩序。通过对《五伦行实图》中女性形象分析与解读，我们发现，即便在官方书写下被动塑造的女性形象，亦可展现自身主动性。所谓“孝”与“烈”之间并非只有官方意志，亦有女性自己的意志抉择。
小结：道德书写的“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笔者试图通过明清时期天下格局中朝鲜王朝阐述“事大”观念起源及其采用明朝相同儒家道德话语构建理想社会秩序，以巩固统治，同时也介绍涉及性别道德儒家观念，陈说此类性别道德书写底层逻辑。将《五伦行实图》与明一侧同类型史料对比，可发现《五伦行实图》中女性形象拥有主动与被动双重价值：一方面，她们作为李氏朝鲜进行性别道德塑造素材，自然是被动的；另一方面，在这些道德书写缝隙之中，我们依旧可见她们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自主抉择，而这些行为亦体现她们的主动。
同时，李氏朝鲜在女性道德教化书写中亦存在“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双重情景。李氏朝鲜编纂《五伦行实图》时，主观意愿是通过此道德教化书籍教化民众，建立理想道德秩序，但在其道德文本中，我们却发现所书写女性的主动一面。以此为例，笔者试图说明，史料文本预期目的与其最终成效之间有时存在相当大的解释空间，此即为史料中的“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当研究者在阅读那些书写目的极为明确的史料时，用此角度对史料重新审视，是否会获得不同信息？这仅是笔者一点浅见，笔者亦希望通过本文粗浅写作，为读者提供审视以《五伦行实图》为代表的女教书中之女性形象的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