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0日上午，一场名为“世界变局中的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视野、田野实践与知识生产”的学术工作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西路分部2号楼831会议室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以及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联合主办，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十多位学者参与研讨。

会议伊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邵建发表致辞。他提到，当前区域国别学研究势头正劲，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方法相融合，并辅以在地化的田野实践，被视为深化该领域研究的可行路径，也是对传统世界史与国际问题研究的一种突破。结合自己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探索，邵建强调，深入对象国开展实地调研，真切把握当地社情民意、风土人情与文化习俗，对于中国更高质量地介入国际地缘政治、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价值。

随后的议程分为两个核心板块。第一板块聚焦“世界变局中的国家战略、区域秩序与国际关系”，由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研究员周燕主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曹廷带来题为“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拉美国家对华外交自主性的差异化及内在逻辑”的报告。她分析认为，在美国战略转向的大环境下，拉美各国对华外交的自主程度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国际体系层面（中美、中拉、美拉关系）与国内政治层面（精英联盟与权力竞争）共同传导的结果。地缘安全压力、对外经贸依赖度以及国内精英结构，共同勾勒出拉美国家外交自主的空间边界。展望未来，这种自主性将取决于三重关系的动态博弈：中美在拉美的竞争强度、美拉与中拉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程度，以及拉美各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轨迹。此外，还需留意微观层面的国内因素，特别是拉美民众摆脱霸权控制的强烈意愿。这种民意难以被短期政治波动所消解，未来可能积聚成为制约执政者对外妥协的重要内生力量。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范文豪则从“从自由贸易到经济安全：NAFTA以来美墨经济关系的历史演进及USMCA变局”切入。他指出，美墨两国是邻间大规模深度供应链整合的典型代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曾连续执政71年，政策的连续性为该国带来了数十年年均4%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所谓的“墨西哥奇迹”。不过，这种依赖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扩张的工业化模式存在先天局限，加之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恶化及墨西哥国内政治社会矛盾激化，“墨西哥奇迹”随之终结。1982年上台的德拉马德里政府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引领墨西哥进入市场导向新时代，在遏制通胀和财政赤字的同时，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冷战结束后，美国大力推行“美洲自由贸易区”构想，与墨西哥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三国遂于1992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在2020年升级为《美加墨协定》（USMCA）。然而，特朗普执政后拒绝按原条件续签USMCA，转而利用年度联合审查机制向加拿大和墨西哥持续施压，意在争取更有利的条款。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晨以“中等强国视角下的土耳其与欧亚大变局”为题，探讨在欧亚地缘格局深刻重塑的背景下，土耳其如何借助中等强国的战略优势，通过平衡外交与区域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剖析了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东、高加索及中亚等热点议题上的政策选择及其对欧亚秩序演变的影响。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杜东辉的报告题为“多重嵌入与秩序想象：土耳其视角下的区域概念反思”。他指出，土耳其地处东西方、海权与陆权的交汇点。共和国成立后，土耳其主动切断与东方、伊斯兰及帝国传统的联系，选择融入以欧洲为蓝本的世俗、理性民族国家现代秩序。近年来，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区域秩序观表现为在后奥斯曼空间、伊斯兰世界及突厥世界中追求中心地位与战略自主，并据此提出“新奥斯曼主义”。正发党政府主张，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在后奥斯曼空间拥有特殊话语权与影响力，不容外部势力随意干涉。同时，土耳其奉行“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自视为“被压迫穆斯林的代言人”及“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力量之一”，重视与突厥语国家的“同根同源”及“兄弟国家”关系，尤以与阿塞拜疆形成的“一族两国”特殊关系为代表。通过将自身定位为上述三大空间的“核心国家”，土耳其试图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在多极化世界中重塑角色。

会议的第二部分主题为“田野实践、知识生产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创新”，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长刚主持。

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研究员周燕的报告聚焦“政治极化与2026年巴西大选——兼谈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旨在通过田野调查，解释巴西政治极化为何能持续多年，并从选举政治蔓延至宗教、家庭、街头、社交媒体乃至狂欢节，进而评估这些变化对2026年大选的影响。周燕指出，在巴西选举政治中，左右翼虽均进行身份与情感动员，但组织基础迥异：右翼倚重福音派教会、社交媒体、农业组织、军警文化及反体制网络；左翼则依赖工会遗产、社会政策受益群体、文化艺术界、社会运动及卢拉的个人经历。巴西的政治极化并非少数政治家的产物，而是深植于阶层处境、宗教伦理、家庭关系与社会网络之中。唯有通过田野调查，深入教堂、社区、集会及狂欢节现场，方能理解政治如何从宏观制度渗透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张崧以“企业出海作为田野：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第二现场’”为题。他指出，中国企业出海受挫的主因在于缺乏系统性的区域国别知识供给。在企业端，出海决策链条中往往缺失区域国别知识的环节；在学术界，论文与专著也难以进入企业的决策场景。相比之下，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建立了“大学生产慢知识、中介负责转化、少数环节直接对接企业”的模式。在此过程中，企业提供田野机会，学者交付研判结论。在区域国别知识的生成与供给中，培养人才及涵养未经学科包装的原生性“真问题”至关重要。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谢晓啸的报告题为“他山之石：拉丁美洲研究在澳大利亚的兴起、发展及启示”。他认为，作为新兴学科，中国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需充分借鉴他国经验。二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古巴革命后拉美研究一度成为显学。此外，前期资源建设、人才储备以及乐卓博大学的差异化发展战略，造就了澳大利亚拉美研究的“天时、地利、人和”。谢晓啸强调，中澳两国国情与学术生态差异巨大，澳大利亚拉美研究“成功”的历史偶然性难以简单复制，应结合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学科发展道路。

上海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夏婷婷分享了“中医在拉丁美洲的本土化实践：以巴西中医学校为例”。她指出，中医在拉美已从边缘的补充替代医疗，逐步融入主流医疗卫生体系，成为构建多元包容区域医疗服务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医从国际化传播到本土化扎根，不仅是医学技术的输出，更是构建全球南方医疗卫生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实践，为推动更加公平、多元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南方智慧。中医的整体观、“治未病”理念与系统思维，与拉美本土印第安医学的自然哲学及生命认知高度契合。这种深层的文化与哲学共鸣，为南南知识互鉴与协同创新搭建了天然桥梁，也为传统医学的现代发展注入了跨文化活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陆昆探讨了“关于历史学视野如何融入区域国别研究的思考”。他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应纳入历史维度，既要摸清“脚下路”，也要看清“来时路”，需注意“变革”与“延续”两种面相的并存与互动。陆昆结合20世纪国际秩序的演变，分析了一战、二战及冷战对国际秩序塑造的区别与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迪的报告聚焦“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中心”。她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对国家发展战略和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加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是推动该研究的重要路径。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获一定关注，但仍具拓展空间。中国的拉美研究应围绕拉美本土理论、殖民遗产、拉美现代化、中拉关系及中拉命运共同体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最后，郭长刚研究员作总结发言。他指出，区域国别学科须融合外国语、世界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多学科资源，通过深入展开田野调查来拓展研究广度、提升研究质量。此次会议围绕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路径及实践经验展开了有益交流，不仅助力区域国别学科发展，也促进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