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日子能触动写作者的笔尖？当作家面对未曾亲历的岁月、身份或职业时，该如何落笔？为何越是执着于还原真实，语言中虚构的痕迹反而越明显？既然开口说话便无法触及绝对的真相，那表达的意义何在？近日，《朱砂掌》新书首发式上，作者郑执与脱口秀演员小鹿围绕“想小说，就不会死”这一主题，分享了创作背后的灵感捕捉与技巧运用，也袒露了作为表达者在迷茫中的坚守。
郑执（右）与小鹿在《朱砂掌》新书首发式现场。主办方供图
让长辈也能读懂的小说
六七年前，在一次文学颁奖礼上，郑执曾半开玩笑地放话，下一部长篇要写一本“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看懂，且具备相当文学水准的小说”。
台下听众只当是句玩笑，郑执却当了真。
郑执由姥姥抚养长大，家中女性长辈虽受教育程度有限，却不排斥阅读。他的上一部短篇集《仙症》里，不少细节和灵感源自家庭生活。这部贴近长辈生活的作品，换来的评价却是三个字：“看不懂。”那一刻，郑执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作家某种程度上是在“出卖他人和自己”：
“把别人的人生经验偷来写成小说，结果对方看完说看不懂，这种心酸感让我觉得文学竖起了一道屏障。”
在郑执看来，“确实有些名著深奥难懂，但也有一种小说，像我小时候喜欢的那种，只要识字就能读得懂。这是我该努力的方向。”
谈及《朱砂掌》的创作起因，郑执并未给出一个可简化为“灵感迸发”的答案。对他而言，长篇小说并非某天突然降临的完整蓝图，更像是一个缓慢生长的生命体。“某一天，有个人吸引了你。你觉得他的人生极具魅力，对命运的态度与众不同。你越琢磨这个人，就越放不下。”郑执说。
有时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人物，有时是一句话，也可能是多年前未解的心结。这些碎片被暂时记下，彼此间尚无明确关联，甚至五年后仍不知如何安置。直到人生步入新阶段，过去的碎片才逐渐产生联系，“如同胚胎发育，一点点长大，最终长成人的模样”。
这种漫长与复杂，正是长篇小说吸引郑执之处。它容纳了一个人在数年间积累的困惑、疑问与思考，也允许那些无法用一句话概括的感受并存。
对比脱口秀与小说，郑执认为：脱口秀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铺垫、推进和反转，让观众清晰接收信息；而小说有时恰恰相反——“你感受到了，却说不清感受是什么”。
在他看来，若所有经验都能被语言彻底穷尽，小说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让人物在书信、回忆与转述中浮现
创作对象的变化，直接带来了《朱砂掌》风格的转变。
《朱砂掌》延续了郑执小说一贯的故事张力，但在人物、语言和叙事重心上有了明显不同。以往作品中常见的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东北受挫男青年”，在《朱砂掌》中变成了两位不同代际的女性。语言不再依赖密集的东北方言和短句，显得更为克制、内敛。
《朱砂掌》
作者：郑执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6年6月
郑执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创作中持续的“求变”。对他来说，《仙症》中的六篇短篇已完成他在某一阶段对短篇小说的诉求，“表达得差不多了”。若继续沿此方向写作，或许能形成更鲜明的个人标签，但会“丧失一定的热情和乐趣”。
关于语言风格的转变，郑执强调：“抛开叙事谈语言是不恰当的……选择何种口吻讲故事，取决于故事内容和人物设定。塑造准确的人物形象，是所有小说的首要任务。”
这种准确性，在小鹿的阅读体验中体现为人物的“真实存在”。她说，小说中的每位女性角色她都似曾相识，朱玉环甚至让她想起多年前在北京遇到的一位保洁阿姨。
“她们很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扁豆里，在里面努力通关，但拼尽全力也突破不了扁豆的边缘，还经常滑下来。”小鹿用这个兼具喜剧感与辛酸味的比喻，形容自己对这类女性的感受。
小鹿特别理解王润南的状态。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她逐渐丧失了说话和介入世界的欲望，甚至怀疑“自己曾经真的是那样一个积极追问、不断表达的人吗？”
郑执用当下的流行语形容王润南的状态：活人微死，死感很重。——王润南并未在物理意义上停止生活，身心却始终处于悬置状态，对工作、关系和情感都失去了回应能力。
这种人物状态难以仅靠情节说明，相比直白表达，更需要语言的节制与留白，也需要作者不急于为人物下定论。因此，《朱砂掌》采用多种叙事手法，让人物在书信、回忆和转述中逐渐显形，从而构建起“人物的真实”：每一次犹疑、冷漠、善意和自我辩护，都让读者相信——人是有可能变成这样的。
如果把小说当非虚构来写会怎样？
小鹿在现场称赞郑执“谦卑”，笑称“谦卑是男人最好的医美”。郑执顺势反问：此刻我表现出的谦卑真的可信吗？
“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悖论，”郑执说，“人开口描述自己时，并不存在真正的真实。人一开口就是虚构。”这一怀疑被直接写进《朱砂掌》——王润南通过朱玉环的书信获得了转述其人生的机会。但朱玉环的自述真的可以完全采信吗？有没有可能她希望从王润南那里获得同情，进而利用报道影响舆论，甚至左右案件判断？朱玉环信中记录的回忆，哪些接近事实，哪些又在漫长岁月中被强行赋予逻辑、重新解释？
“我把一篇小说写得像非虚构文学，通过润南的笔法讲述。一开始她很客观，像在描述一件事，但当她开始讲述朱玉环的人生时，越来越像小说，像传奇故事，到下一章又抽离出来……小说也探讨了语言的自我包装和表述的自我美化问题。”这并非单纯的叙事游戏。小说反复提醒读者：事实经过多重讲述，已很难回到未经解释的原点。郑执同时指出，有一种真实不会因此消失——那些确实发生过的感受。
小说中，小女孩V即将离开时，王润南抱住她，希望“试图让她的心也被刺痛我心的东西刺痛”，孩子未能作出她期待的反应，成年人的复杂情感未获回应。“那一刻你知道这种感受是真实的。至于他们所说的甚至写在信里的字，你都可以选择不相信。”
当物理距离无法跨越，情感会不会随之淡漠？
“为什么还想要说话？”这是活动全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整场对谈的最终归宿。小鹿坦言自己目前表达欲较为低迷，郑执也提到前几年相对封闭的生活，除进剧组拍摄外，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中。特别是疫情期间，当活动范围和面对面交流受限，他愈发清晰地感受到物理距离带来的交流阻碍。“于是我会想，人与人说话的欲望，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生命要产生链接，那样会让我觉得活着还是很有意思、作为人还是很有意思的链接？”
郑执一直认为恨比爱更持久，因为爱需要经营，需人不断克服惰性，而恨更接近本能。但比爱或恨更危险的，是对所有情感都提不起兴趣。王润南重新想起自己为何恨、愿意向他人讲述这种恨，反而证明她生命力的回归。用小鹿的话说：“多么活泼的恨意啊。”
小说结尾的对讲机意象，也源于郑执对距离的思考。他曾从成年人角度向孩子解释电话和对讲机的区别：电话只要有信号，北极和南极也能通话；对讲机能够实时交流，却有明确的距离限制。孩子不理解什么叫“距离”，这个问题却让郑执有了新的思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是否也存在一个看不见的信号范围？当物理无法靠近，情感会不会随之淡漠？
如今的设备让人随时可以发送信息、视频通话，但技术上的“找到”是否等于真正的抵达？小鹿从线下脱口秀的经验回应了这种差异。她把现场演出比作亲眼看烟花，把网络视频比作手机里的烟花录像——录像可以传播得更远，陪伴更多未到场的观众，却无法复制身体共处的经验。
“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唯一一次见面。”她对现场观众说，“我们一两百人因为文学和喜剧聚集在同一空间，呼吸同一种空气，思考相近的问题。许多年后，大家也许不会记得每一句对话，却可能记得这天吃过一顿饭，见到喜欢的作者，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我认为这是人不可替代的体验。”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