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只挑一家企业代表中国科技创新，去年我选DeepSeek，今年则非长鑫科技莫属。
若只选一座城市，去年是杭州，今年则是合肥。
A股之王与中国投资之王
去年1月27日，DeepSeek开源推理大模型R1在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区及美国区免费下载榜双双登顶。当天，英伟达股价暴跌17%。市场担忧的是，既然中国团队能用极有限的算力跑出高性能模型，“算力即壁垒”的美国AI估值逻辑或许要动摇了。
今年7月27日，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拿下A股市值桂冠。作为全球第四大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厂商，长鑫踩中了AI基建爆发、存储芯片进入超级景气周期的风口。上半年，其归母净利润高达535亿元，不仅填平了自2016年创立以来累计366.5亿元的亏损，还绰绰有余。
IPO后，合肥市区两级国资在长鑫科技的持股比例由36.79%稀释至33.11%。按7月31日收盘价算，这部分股权对应市值近1.2万亿元。扣除历史上两三百亿元的投资本金加财务成本，合肥国资对长鑫的回报规模，在中国资本市场史上堪称空前。
眼下，A股市值破1.2万亿的公司仅10家；而2025年全国GDP破万亿的城市有30座（含港澳台）。所以媒体调侃：合肥押注长鑫，一笔赚回了一座万亿GDP城市的体量。
因“长王”崛起，合肥国资也坐实了“投资之王”的名号。
无异议的杭州与有争议的合肥
去年DeepSeek横空出世，带火了“杭州六小龙”，让这座城市赞誉有加。彼时，不少国内领先城市都在反思：“为什么六小龙诞生在杭州，而不是我们这里？”
相比之下，合肥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争议。
过去，合肥被贴上“赌城”“最牛风投城市”的标签；近期，又有人质疑“合肥模式是特例，无法复制”“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难以保持竞争中立，易滋生寻租”。
合肥官方始终强调，其核心是“以投带引的产业投资模式”。这不是风险投资，而是产业投资；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拼搏。赌博只求眼前利益，拼搏意在赢得未来；赌博凭手气，拼搏靠手艺。尽管反复澄清，“赌城”之名依然流传甚广。
同为科创大赢家，为何杭州毫无争议，合肥却风波不断？
一种解释是，“杭州六小龙”更像是市场经济土壤中自然生长的产物。尽管省市两级国资产业基金也有入股，但并非主导，企业家才是主角，政府仅在股权层面“浅尝辄止”。反观从引入京东方到共创长鑫，合肥政府是直接下场，国资深度介入，堪称“超级创业合伙人”。
政府是否该直接下场投资？能否凭几个明星项目就断言“政府比市场更懂行”？这极易引发争论。
有观点指出：“私人投资者看错技术路线，亏的是自己的钱；政府看错项目，亏的是纳税人的钱。成功可记政绩，失败却可能隐藏在国有平台债务、银行贷款、土地成本或财政补贴中。民企经营不善会止损，地方政府却可能因就业、债务和政绩压力继续输血。投入越多，越不敢承认失败；越不敢承认，投入越多，最终产业投资沦为财政兜底。”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布《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政府投资基金须遵循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防止同质化竞争及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背景下，警惕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确有必要。
但合肥模式与“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并不冲突，反而内在契合。合肥绝非盲目跟风。我在2022年和2023年两次深入合肥采访，梳理出其发展脉络：以“两向产业”（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国家政策导向的新兴产业）为指引，以国资股权投资为抓手，引进产业链龙头，带动上下游集聚形成生态，通过上市退出反哺产业。
我认为，合肥模式虽难推广，但其蕴含的创业创新精神和系统专业的方法论，值得借鉴。
城市禀赋各异，风格不同。若将合肥与杭州对比，我觉得合肥的发展更为艰难，也更显不易。
首先是城市基础差距。2000年，在全国城市GDP百强榜（当时香港第一）中，杭州排第9，合肥仅列第82，河南周口还在合肥之前，两者差距悬殊。而至今年上半年，杭州仍居第9，合肥已攀升至第18位。
在过去25年里，合肥在全国百强城市中的排名提升速度最快。若无非凡努力，绝无可能。
其次是企业基础差异。杭州民营经济、互联网经济和创新氛围浓厚，许多企业就地起步。合肥地处内陆，开放程度和市场化发育相对滞后，本土明星企业稀缺，京东方、长鑫科技等龙头均为外部引进，为此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更大。在杭州，轻松能成几件事；在合肥，需认认真真才能做成一件事。
但也正因如此，合肥的成就更显珍贵。它以非常之功做非常之事，攻克了更苦、更难、更硬、更长久的任务，最终孕育出“长王”这样的王者企业。
京东方6代线：合肥产业逻辑的起点
凡事皆有因果，想要好结果，必须在源头努力。
长鑫十年磨一剑，硕果累累。而合肥能收获长鑫，这个“因”还要追溯到更早，至少是合肥与京东方合作建设6代线（第六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线）之时。
2022年我在合肥采访时获悉，这段渊源始于2004年。当时，合肥经开区一位副主任视察区内工业园，想寻找新的落地大项目。接待负责人却抱怨：“还大项目？这工业园恐怕不久就要关闭了！”
“为何？”
“因为不挣钱。”
原来，工业园生产的电视机中，液晶显示屏成本占比高达70%至80%，且全部依赖日韩进口。产品从外地入关运至合肥组装，再出口外地，单台往返运费高达数十元，几乎吃掉了一台电视的全部利润。
企业负责人直言：“液晶显示屏是个百亿级的大项目。合肥若能解决屏幕问题，工业园不仅能‘起死回生’，还能扩大规模，赚取暴利。”
这条来自企业的信息，让新型显示器生产企业京东方进入了合肥视野。
2005年，合肥市委、市政府印发《合肥优先加快工业发展行动纲要》，提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语音软件、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现代民用雷达、光纤光缆、通信设备、新型显示器、汽车电子等领域，培育一批主业突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大企业。
2007年4月，合肥召开重大项目推进会，明确提出实现“集成电路之梦、电子信息之梦”。
不同于其他城市热衷引入整机厂、主机厂，合肥更看重核心元器件与配套零部件企业。当时，招引外地大企业入驻通常要求享受“五免五减半”税收减免，中小企业也要“两免三减半”。若政府让利过多，自身缺乏收益，便无力完善社会配套和保障民生。那么，如何既不任由企业漫天要价，又能留住优质企业？
合肥选择下笨功夫，聚焦核心元器件与配套零部件。这类产业高投资、重资产、长周期、高风险，一旦突破则回报丰厚，但单靠企业力量难以实现。这正是政府发力补齐产业链短板的关键领域。
京东方，正是致力于解决“缺芯之痛”的核心元器件企业。
关于合肥如何在竞争中胜出并赢得京东方的青睐，媒体报道已很详尽。据合肥政府人士回忆，当时的场景惊心动魄：
2008年9月11日，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和总裁飞往深圳，一位副总裁留守合肥待命。若合肥无法拍板，双方将继续推进与深圳的合作。当天的合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毅然决断：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次日签约现场，王东升感慨道：“我去过的每个城市，书记市长都待我如上宾。但到了执行层，力度明显减弱，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唯有合肥，做到了上下同心，坚定执着！因此，我个人‘情动’于合肥，京东方‘情定’于合肥！”
京东方6代线项目总投资175亿元，其中90亿为资本金。这90亿中，60亿由京东方向合肥两家国资公司定向增发，剩余30亿由合肥政府与京东方共同通过资本市场、战略投资者引入等方式解决；若未引入，则由合肥政府兜底。除资本金外，其余85亿投资在政府支持下通过贷款解决。
2008年10月，合肥国资与京东方成立项目公司，初始注册资本中合肥方占81%，京东方占19%。2009年4月开工，2010年10月建成投产。2012年，双方签约建设8.5代线，2014年顺利投产。2015年，投资458亿元的全球最高世代合肥京东方10.5代线签约，2017年建成量产。
从跟跑、并跑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完成了战略性跨越。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的产业精神
2008年，当京东方与合肥携手时，出生于合肥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也做出了重大决定：从主要依靠ODM模式转向推进自有制造。至于基地建在哪里，尚未定夺。
2010年9月，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期间，合肥政府向联想抛出橄榄枝。京东方的落地带动了新型显示产业的快速崛起，成为吸引联想的重要因素之一。2011年9月27日，双方正式签约，联想笔记本电脑自有制造产业基地——联宝科技落户合肥。2012年12月，首台联想产品下线。2013年，联宝科技营业额突破百亿元，同年联想集团首次登顶全球PC市场第一。
拥有以京东方为代表的显示产业和以联宝科技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产业后，合肥并未止步，而是发现了新的短板——芯片。为解决“有屏无芯”的矛盾，合肥开始积极布局半导体产业。
当时杨元庆曾对合肥领导表示：“我们将笔记本放在合肥生产，但内存需外购，有时还缺货。中国人能不能自己做芯片？”
2013年，《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发布。
2014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颁布，半导体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8月，合肥在全国率先出台市级集成电路专项扶持政策。
2015年5月，为解决显示驱动芯片完全依赖进口的问题，合肥建投与台湾力晶集团合资成立晶合集成。2017年10月，晶合集成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投产。2023年，晶合集成在科创板上市，今年7月又在港交所主板挂牌，现已成为中国大陆第三大晶圆代工企业。其产品也从最初的单一显示驱动芯片，拓展至微控制器、图像传感器、汽车及家电芯片等领域。
更重要、更难的芯片，是DRAM。
一位参与长鑫科技筹建的专家坦言：“如果说显示驱动芯片是产业链配套短板，那DRAM存储芯片就是半导体真正的硬核壁垒、卡脖子核心。一枚小小的DRAM芯片，在半厘米见方的空间内集成100亿至300亿颗晶体管和各种器件，工艺精度达纳米级，研发、量产、迭代难度极高，投入巨大。”
2015年4月7日，全球知名半导体智库TrendForce发文称，中国有6家地方政府正积极争取设立DRAM厂。最终，只有合肥通过与兆易创新合作取得成功。
2016年5月6日，时任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明与合肥市领导达成战略共识，以180亿元初始预算正式启动19纳米制程的12英寸晶圆DRAM研发项目。合肥国资出资144亿元（占80%），兆易创新出资36亿元（占20%）。这180亿仅为第一期投入，整个长鑫集成电路有限公司DRAM芯片基地总投资将达1500亿元。
如今的“长王”宛如“金凤凰”，十年前却是人人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遇到合肥前，朱一明团队带着DRAM计划书走访多个一线、新一线城市均遭拒，因为DRAM被视为“吞金兽”。一条12英寸产线投资起步即百亿，每年烧钱超百亿，五年难盈利，失败率超90%。若非合肥国资从一片空白时坚决重仓，顶住连续多年巨亏、技术封锁、外界质疑的极端压力，十年陪跑，中国在DRAM领域绝无立足之地。
长鑫科技未从落后几代的工艺节点慢慢追赶，而是采取“跳代研发”，跨代赶超。2019年9月，长鑫12英寸晶圆厂投产，推出8GB DDR4产品，国产主流DRAM芯片实现从0到1的突破。
我在合肥采访时听到，每个龙头项目都非一帆风顺，对决策者心理素质是“极限考验”。例如，晶合集成在新产品爬坡期遭遇困境，有人建议“不行就换赛道”。合肥领导花数月消化相关知识，最终决定让国有资本继续支持，直至成功。长鑫也曾面临巨大压力，政府调研后提议“先建实验线，看能否跑通”，结果成功跑通，国家大基金随后入场，曙光初现。
如今，合肥已形成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全市集聚规上集成电路企业超600家，从业人员超7万人。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坚韧不拔，坚持到底，这种顽强的产业精神，是合肥国资屡创奇迹的坚实支撑。
总结过去，走向未来
回顾合肥二十余年的产业发展之路，我深感许多国家战略层面的要求，如“解决卡脖子问题”“新型举国体制”“新质生产力”等，合肥在地方层面较早进行了有效探索。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推动更多初创企业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对照来看，合肥多年前便自觉先行。
过去十年，大国博弈加剧，国家需要部分资本从单纯的市场逐利转向“赋能产业升级”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合肥国资对长鑫科技的投资，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投带引、助推关键产业突围的探索。这是新时代的产业王道，造就了新时代的产业王者。
合肥模式还证明，中国先进制造业可向具备战略承载能力的中部核心城市延伸，而非仅集聚于沿海。这对国家产业均衡发展意义重大。
在具体实践中，政府要做到真正有为，不缺位也不乱为，实属不易，必须兼具企业家精神和专业主义。合肥政府在这两方面表现优异，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在“长王”A股登顶后，这些经验正被广泛总结：
1. 坚持从国家战略出发，结合本地产业禀赋，确定战略方向；
2. 坚持长期主义，做好耐心资本；
3. 坚持有效市场，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顺应产业发展规律；
4. 坚持尊重企业家创新精神，“控股不控权，赋能不越位”。国资在战略方向、大额投资、风险底线上把关，具体经营管理舞台完全交给企业家和专业团队；
5. 坚持有为政府，摒弃粗放式招商，精准锁定产业链最薄弱、最核心的短板环节，精准发力，从根本上提升产业链完整性和核心竞争力；
6. 坚持抢抓机遇，高效推进项目落地。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转瞬即逝，快速决断、精准落地至关重要；
7. 坚持科学决策，专业决策，绝不盲目跟风、主观臆断；
8. 坚持干中学，以实战锻造人才，以战育才，锤炼出一支懂产业、懂招商、善攻坚的人才队伍；
9. 坚持“风险容忍、尽职免责”。只要投资前尽调充分、决策流程合规、投后管理到位，因市场波动、技术迭代等不可抗力导致的亏损，不追究个人责任；出台“尽职免责负面清单”，明确严禁利益输送、违规决策、失职渎职等行为，清单之外“无责可追”，让容错有底线、免责有依据；
10. 坚持推行“基金整体考核”，尊重创投规律，摒弃“一项目一考核、一亏损一追责”的短视逻辑。国资投资平台不考核单个项目盈亏，而是考核整个投资组合的综合收益，让国资敢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敢于布局高风险、高潜力的硬科技项目。
昨日已成历史。“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成为新的时代要求。过去合肥那种“砸锅卖铁式”产业投资的历史条件正在改变，也难复现。但合肥不甘平庸、奋然前行、不屈不挠走过的路和取得的成就，注定将载入中国产业创新发展史。
长鑫之后是什么？新的长征已经开始。相比过去，合肥将凝聚更多目光的关注，这是责任，是压力，也是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