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阳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季栋梁。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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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全勇先。
《遵义三日》，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图片来源：中国作协
《低处飞行》，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摄影师：常中正
近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名单正式公布。作为中国文学领域的顶尖荣誉，每一届鲁奖的归属向来牵动人心。但今年不同以往，获奖名单不仅引爆了文学圈，更冲破圈层壁垒，成为全民热议的社会话题，反响之强烈远超预期。
这背后的评选过程究竟如何？从中又能窥见当下文坛怎样的生态与风向？本期，我们特邀三位本届评委——范稳、陈培浩、程玉玲，请他们分享评奖心得，回应公众关切，解答读者疑惑。
——编 者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刘 阳
对话嘉宾：
范稳（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程玉玲（大连育明高级中学语文正高级教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机制创新，筑牢公平基石
记者：本届鲁奖在评选机制上有哪些新举措？相较于往届有何区别？又是怎样保障公平公正的？
范稳：在中国作协的主导下，本届评选始终坚守“大文学观”，从评委构成到作品遴选范围，都贯彻了包容并蓄、紧跟时代、扎根生活以及公平公正的原则。
评委会阵容可谓多元融合：既有作家、评论家、高校教授等专家，也引入了中学教师及文化传媒界的大众代表。以我所在的中篇小说组为例，便有一位来自安徽淮北一中的语文教师。他结合中学语文教学与学生阅读习惯来审视参评作品，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评判维度。这种结构拓宽了视野，也拉高了标准。历经五轮严苛筛选，每部作品都要经历通读、细读、精读的过程，反复研讨比对，深入剖析斟酌。无论是纯文学还是类型文学、网络文学，评委们均立足文本本身，综合考量其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力求呈现新时代文学开拓创新、繁荣发展的全新面貌。
陈培浩：公众最关心的莫过于公平性，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设计与机制安排。事实上，集中评审前一个多月，评委们便已投入阅读；集中评审期间，大家更是心无旁骛，严格按进度推进阅读与讨论。
据我观察，本届机制有五大亮点：其一，评委从库中随机抽取，大量新面孔出现，有力回击了所谓评奖“圈子化”的质疑；其二，大众评委加入是另一大突破。以往评委多为创作或评论界专家，此次一线语文教师及媒体人士入局，优化了结构，打破了审美局限，带来新视角，客观上推动了大文学观落地；其三，关键阶段实行手机集中保管，屏蔽外界干扰，让评委更专注从容，利于公正裁决；其其四，引入科技手段进行原创性鉴定把关，严格遵照条例，认真对待每一部作品，效果显著；其五，增加推荐数量、拓宽申报渠道，允许网络首发优秀作品直接参评，让更多佳作进入视野，保障了推荐环节的公平。
程玉玲：作为一名高中一线教师，我和另外五位大众评委都是机制革新的受益者。这是鲁奖首次吸纳中学语文教师参与评审。中国作协相关负责同志曾在电话中告诉我：“今年的变革在于邀请深耕语言文字一线、有成绩有影响的中学老师加入。相信你们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评审需要你们的读者视角，这对获奖作品的传播至关重要。”若总结今年特点，便是既站得高又落得实：资深作家、出版专家、大学学者与立足教学一线的中学教师共同组成了评审团。
至于公平保障，评奖办公室严格落实“无关联”原则，要求评委与作者、推送单位均无关联。工作中强调民主开放，每位评委需独立阅读并形成意见，研讨时充分交流。我们常在预定时间外临时加开早会或晚会，部分作品经过多轮研讨、多维研判，直至达成共识。
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学盛宴
记者：纵观本届获奖作品，近年来文学创作队伍呈现出哪些新特征与新趋势？
范稳：总体而言，本届获奖作品时代印记鲜明，历史书写视角独特，文化底蕴深厚，艺术探索新颖，风格多样。在反映现实、贴近生活、传承文明、挖掘历史等方面，兼具文学高度与人间温度，是对近四年文学队伍的一次集中检阅。老中青三代作家、不同体裁创作者同台竞技、集中亮相，让我们看到文学殿堂并非象牙塔，而是一场大众皆可参与的巡礼。每部作品都在不同层面诠释了大文学观下的时代特质与发展势头。
陈培浩：这些趋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新大众文艺崛起，兼具流量与精品，不少作品实现从新质突围到优质创造的转变，令人期待且受启发；二是现实主义写作持续深化，观念更加辽阔丰富，题材涵盖大国重器、乡村振兴、人与自然，也聚焦凡人日常、养老看护、青少年心理危机等微观领域；三是作家梯队活力迸发，资深作家老当益壮、佳作频出，中生代作家承上启中流砥柱，青年作家敢为人先、异彩纷呈。
程玉玲：我最直观的感受是百花齐放。就作品而言，阅读参赛的报告文学作品让我大开眼界。我最早接触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教学中常遇夏衍的《包身工》，因此我对报告文学的印象偏“传统”。但在阅读参赛的370多部作品后，我发现除传统写法外，出现了跨文体和非虚构等新思路。梁鸿的获奖作品《要有光》便是优秀的非虚构范例。就作家而言，老将依旧强劲，新锐崭露头角。更令人惊喜的是，许多非职业作家甚至非中文专业出身者投身写作并成书，这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
文学影视合力共生，各展风采
记者：本届提名及获奖作家中，不少人长期深耕影视领域，其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并广受喜爱。近年来文学与影视关系日益紧密，转化案例增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范稳：文学是各类艺术的母体。无论重述历史还是反映现实，基础扎实、质量上乘的文学作品，都具备影视转化的潜力。
优秀文学作品借助影视平台，能扩大知名度，增强社会效应，助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荣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的作品，影视转化率通常较高。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梁晓声的《人世间》、金宇澄的《繁花》等。前不久，改编自陈彦《主角》的电视剧热播，带动更多人阅读原著。如今中短剧盛行，如果说长篇小说是长篇连续剧的母本，那么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则为中短剧发展提供了丰厚素材。文学为影视奠定厚实基础，影视则赋予优秀作品有声有色的翅膀，使其飞入千家万户。
陈培浩：不少获奖作品受到影视界关注并被改编，客观印证了其艺术魅力及走向更广大读者的潜力。
事实上，文学一直为影视源源不断输送原创故事、创意与思想。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改编莫言《红高粱》风靡一时。此后苏童、刘震云、刘恒、麦家、梁晓声、陈彦等作家的作品改编均获成功。文学与影视是共生体，文学提供创作之源，影视进行二次创作并推向更广人群。不过，两者各有艺术特点，文学拥有影视不具备的优势，并非所有作品都应以影视化为目标。合力共生，又各有精彩，才是最佳路径。
程玉玲：这恰是我在语文课堂常设的问题。例如讲授鲁迅《祝福》时，我会让学生观看相关影片，对比影视与文学的差异，以此培养学科素养和审美鉴赏力。我认为“本立而道生”，文学作品是“本”，没有好的文学根基，难成就出色的影视作品。作品转化是件好事，能让经典雅俗共赏、口碑载道。
传播破圈引发大众共鸣
记者：“外卖诗人”王计兵获奖成为媒体与社会焦点。本届鲁奖在传播上实现破圈，不仅获文学界关注，更赢得媒体及广大群众瞩目。在您看来，成因何在？
范稳：“外卖诗人”王计兵获奖，是本届鲁奖彰显大文学观的生动注脚。获奖作品在注重专业水准的同时，更具亲和力、广泛性和代表性。王计兵那些质朴、温暖、富有感染力与穿透力的诗句，打动了无数读者。评委会及时发现这位来自生活一线的“外卖诗人”，用奖项肯定其文学追求与成就，正是对新大众文艺群体的致敬。王计兵获诗歌奖成为现象级话题，说明人民群众渴望能为自己代言的诗人，时代呼唤更接地气、更温暖人心的诗歌。
陈培浩：本届鲁奖传播破圈，既是评奖机制获各界认可的体现，也是获奖作品回应群众内心关切、审美趣味与大众产生密切互动与内在共鸣的结果。向内看，这与本届鲁奖以大文学观统领全局有关，大文学观正是要回应新时代涌现的文学新现象、新类型、新质素。本届将其纳入视野，给予公正肯定与专业加冕，善行自有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