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国人自编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风气甚为盛行。彼时，投身于此的学者大多未通新史学理论，亦不明编撰国史教科书的门道，能取得显著成效者寥寥无几。其中，丁宝书所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堪称其中的翘楚。
丁宝书（1866 —1936），籍贯江苏无锡。幼年随父攻读四书五经。光绪十九年（1893），他在乡试中副榜及第。同年入读江阴南菁书院，常与同乡吴稚晖、俞仲还等人纵论新学。1894年，清末民初教育家侯鸿鉴于无锡北禅寺巷聘请日本教师讲授理化知识，丁宝书便时常前往旁听。甲午战败后，他深感科举制度误国，遂将昔日所作的八股文章悉数销毁。
戊戌变法之际，丁宝书与吴稚晖、俞仲还等发起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教员由俞仲还、丁宝书等十余人轮流担任。课程设置大致效仿日本寻常小学，涵盖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目。教材则由教师们边编边教，让学生抄录诵读，随后教师依据本课内容拟定数条问题，让学生书面作答，以此“实地试验其合用与否”。历经五年，共编成七编，每编包含50至80课不等。后经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审定并配上插图，交由文澜书局于1902年石印出版。同年，廉南湖、俞仲还等在上海创立文明书局，丁宝书出任美术编辑，同时兼任书局附设的文明小学教员。至1903年6月，文明书局已出版蒙学教科书20余种。这是清末壬寅癸卯学制时期最为完备的一套小学教材，在中国近代课程教材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这套教材中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正是由丁宝书编著。
章节体编著首部中国通史
从编纂体例审视，《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为两册，共七篇。每篇均采用章节体，叙述范围从古代一直延伸至1899年俄国强行租借旅大、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以及法国强行租借广州湾这一节点。
我们摘录一段“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目录”，以窥见本书的编排逻辑：
中国之古代
第一章 唐虞三代（共八节）
太古 黃帝 唐虞 夏 殷 周之兴起 周之全盛 周室东迁
第二章 春秋战国（共八节）
春秋五霸 齐桓宋襄 晋秦楚之霸业 吴越之争 战国之雄 人才辈出 合纵连衡 秦之一统
由此可见，《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依循时间顺序展开，按篇、章、节进行编排。它分篇综论，因事设题，既分门别类又综合贯通，具备容量大、系统性强、结构清晰、易于检索的特点，属于典型的章节体中国通史著作。如今看来，这种编写方式或许平淡无奇，但在清末传统史学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仍居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采用章节体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实属难得。
在部分编排细节上，该书亦有诸多创新，例如插图和地图的运用。《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配有插图49幅，其中人物图26幅，如治水之夏禹、改郡县之秦始皇等；文物图7幅，如晋王羲之奉桔帖、吴道子之真迹、奉天太祖等；历史地图16幅，如春秋战国时代、隋统一时代等。
此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还附有中西历法对照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丁宝书在该书《编辑大意》中指出：“中历年代，或一帝一易，或一帝数易。纪元分年，奇零错杂，欲计其前后距离之数，即成人亦易致恍惚。兹於后页附大事年表，用中西合历，庶前后距数若干，一检便得。”这种中西合历的历史大事年表，在当时亦属首创。
以进化论为编写指导思想
晚清是传统史学延续与近代史学萌生的过渡期。丁宝书在《编辑大意》中写道：“历史者，叙过去进化之现象，为未来进化之引缐，非仅纪三千年之事实已也。”这表明作者摒弃了传统史学记述一朝一姓兴亡、专为帝王作家谱的指导思想，转而接受近代史学以进化论为指导的原则。
传统史学仅有朝代之分，缺乏时代之别。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言：“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即如通鉴，号称通史，然其区分时代，以周纪秦纪汉纪等名，是由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他主张“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作为历史分期断限的依据，将中国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亁隆之末年”；“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
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七篇叙述中国历史，虽未直接使用“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名称，但在时代划分上与梁启超颇为接近。第一篇“中国之古代”对应梁启超的“上世史”；第二篇至第六篇叙述秦汉至元明的历史，那是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善、君主专制政体不断强化的时代，大体相当于梁启超的“中世史”；第七篇“明季及我大清之开国”则是梁启超所谓的“近世史”。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将清朝前的历史归入中世史，而丁宝书将整个清朝的历史都纳入“近世史”。本朝人写本朝史，如此区分时代并非没有道理。
梁启超以秦的统一作为划分上世史与中世史的重大事变，丁宝书同样将秦的统一视为划分中国历史时代的标志。《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中国之古代”叙述从太古无君主时代到其后出现酋长，黃帝征服诸部落，开疆拓土，由酋长渐变为君主的过程。黃帝之后，尧、舜实行禅让，至夏禹才确立君主世袭制度。周武王大封同姓功臣，确立封建制度。第二篇“秦汉三国时代”，叙述秦王政一统天下后，鉴于封建之弊，改行郡县制度。从此君主之威权达于极点，三代之治法荡灭无遗。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
多角度展示历史原貌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理学及智识之进步皆归此门)，二曰产业，三日美术(凡高等技术之进步皆归此门)，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读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中国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也。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此处，梁启超批判了中国传统史书一味注重政治史（且往往是一家一姓的帝王史）的做法，因为真实的人类历史是多维度、多层次发展的。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篇幅虽短，内容丰富，涵盖了“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五端，这与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相呼应。书中叙述孔子和儒学、老庄诸家学之短长、宋代道学、明代阳明之学，这些内容均归于“智力”门。叙述春秋时期齐国管仲使民殖财货，取东海鱼盐、两汉与大秦海陆两途的商贸交通、南北朝商业工艺的进步，这些内容归于“产业”门。叙述东晋王羲之书法妙绝千古、唐代画家李思训和吴道子皆善山水、宋代画家李公麟及徽宗，这些归于“美术”门。叙述汉明帝求佛教、道教之由来、唐代景教传至长安，这些归于“宗教”门。叙述商鞅变法、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汉武帝征讨匈奴、安史之乱、王安石变法、靖难之役和永乐之治、三藩之乱及台湾之镇定、尼布楚条约等，这些归于“政治”门。在清末注重政治史的传统史书仍占主流的情况下，《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令人耳目一新。
充满经世救国时代精神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寄希望于史教救国。他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所欲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编纂新式史书，振奋国民精神，培养博通时务、讲求实用、省悟强弱兴亡之故的人才，以救国强国，成为当时进步史学家的共识，体现了近代史学强烈的经世精神。
丁宝书编写《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在内容选择还是体例设计上，都贯彻了史教救国的宗旨。他在《编辑大意》中表示：“是编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凡於世界有影响者，均再三注意，并绘圣哲仪容，使印入儿童脑髓，为他年步趋之目的。”“是编自春秋战国，迄最近形势，各附地图，详细指示，以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吾党。”“是编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凡遇有卫我同种，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是编以交通世界互換知识为主。我祖国数千年以来，能具此手段者，必扬搉陈之，庶儿童不为执锁国主义者所惑。”“是编以发达实业教育为主。凡遇前代有崇工艺以致富强者，无不濡笔详载，庶儿童知实业之宝贵。”纵观全书，编者不仅如是说，更是如是做。
尽管《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结构简单，内容浅显，但它率先构建出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作为中国人采用章节体编写的第一部中国通史，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另外，小学生用书负有启蒙意义，一部优秀的蒙学历史教科书能为小学生奠定良好的历史知识根基，使其受用终生。据说《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刊印了四十余版，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多地发行，大约使用了十年左右，直至民国元年仍作为初等小学堂学生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始虽简，但也绝不可忽视。中国史学史理应给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