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碗》写的是美国豪门在欧洲的婚恋风波。乍看是19世纪英国家庭小说的老套路,骨子里却直指“占有”二字——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塑造现代人情感与心灵的底层逻辑。在詹姆斯笔下,婚姻、收藏欲和购买力纠缠在一起,透出西方社会在世纪之交那种礼崩乐坏的气象。

《金碗》,[美]亨利·詹姆斯 著,毛亮 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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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观,既守着基督教传统的底子,又透着浪漫主义对情感的渲染。爱得真诚、不带功利色彩,像一种“温柔的激情”,还带着不容置疑的道德甚至超验意味;婚姻则是承载这种情感的伦理形式——这正是《金碗》里麦姬想要的情感体验。朋友范尼问麦姬,费尽心思挽回婚姻到底图什么?麦姬答:“为了爱。”范尼再追问,这爱是冲着丈夫亚美利哥,还是父亲韦佛先生?麦姬还是那句回答——“为了爱”。

但另一方面,维多利亚人谈情说爱时,也没把“财富”撇开。到了詹姆斯所处的后维多利亚时代,问题早就不止于找份安稳的经济保障。表面上,旧的婚恋观念仍是主流;暗地里,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已远超前人想象。资本规模呈指数级膨胀,那股巨力足以重塑西方社会的制度和人心——《金碗》里韦佛先生不光收藏古董,还想把中意的活人也据为己有,这描写正是那个时代的寓言。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占有”的逻辑如何把传统的婚恋观念变成空洞的形式,甚至让它沦为给财富和占有行为披上体面合法外衣的说辞。

盖伊引用弗洛伊德的名言来形容资本主义时代布尔乔亚阶层矛盾的精神状态——“他们所欲求的,并非他们所爱的,而他们所爱的,却又不是他们的欲求。”(Desire what it cannot love, and love what it cannot desire.)詹姆斯生活的岁月,以及《金碗》呈现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不过,不同于康拉德或左拉等同代作家,詹姆斯仍把婚姻和家庭作为晚期作品的主题,这点值得玩味。现实逼着詹姆斯没法照搬维多利亚婚姻家庭小说的旧范式。反讽不仅是他的视角和风格,更是当时民情和氛围使然。詹姆斯心里清楚,所以没走经典小说的老路,也没给读者安排大团圆结局,因为那些套路已经不真实了。但他依然聚焦于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婚姻与爱情,我想,是因为他意识到,要读懂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理解其中的人心与文明秩序,乃至构想走出历史困境的可能,审视爱情与婚姻仍是条最深刻的路径,婚姻和家庭依然是打开布尔乔亚精神世界的钥匙。于是,反讽视角与维多利亚传统题材的结合,成了詹姆斯晚期经典长篇小说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