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自一九〇〇年重见天日后，那些流散各地的经卷去向便成了一笔糊涂账。有的被外国探险队劫走，有的被官员明目张胆地索走，还有的在商贩手里倒手买卖。上世纪上半叶，李德贻、陈万里、张大千等人走遍甘肃各地，亲眼目睹了散落民间的这些经卷。
“兰州兰山市场有铺云，里头有敦煌经卷，长达丈二，给价四百元还不肯脱手；张掖王府街有个古玩铺，见几卷敦煌经卷价格太高没买，后来跑到南街邮局，在小摊上买了两小册；敦煌那边听说某位绅士手上有唐褚遂良写的经卷，可以出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敦煌经卷流落甘肃各地。有个敦煌县令，把经卷装了六七箱子，大概七八百卷。他卸任后靠卖经卷过日子，死后家里人也接着卖。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据说他家还剩一百多个经卷。这时距发现敦煌经卷已过去三十年，可见流散之严重。
甘肃督军张广建一人就得了七八百个卷子。仅流散到日本三井家族的就有112件。私人收藏数量较大的是许承尧。许承尧字际唐，曾用室名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等，是徽州府歙县人。后随甘肃督军张广建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州道尹、省政务厅长等职。据说他有一千多个卷子。
有人估计，当时省城内大小官员和古玩商店，所有敦煌经卷数量达八千卷之多。也有人认为，流散在省城的经卷未必有这么多。因为有些人为了充数，将长卷割成几个。人们判断，虽然达不到八千多卷，但三四千卷还是有的。
流散到民间的经卷多是通过各种手段交易所得，质量不同，价格各异。一九〇九年李德贻在安西(今瓜州)，那年正好遇上西北大旱，民不聊生，粮食奇缺。经卷也无人问津了，两个馒头就能换一张经卷。
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陈万里到兰州后，在兰州看到了一些经卷。兰山市场，有长达丈二的经卷，价值四百大洋，自然很贵。
国宝的命运，往往是国家命运的折射，大量经卷的流散，也是一个国家命运的见证。我朋友赵澎涛先生长期致力于写经书法的研习，热爱敦煌藏经，此故事是他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