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于古人而言，向来是修身养性的关键时节。《礼记·月令》记载仲夏之月，君子可登高望远、登台榭览胜。彼时天地开阔，草木葱茏，以高远视角观照万物生机，胸襟自然随之舒展。这描绘的是北方景象，确切地说，是《礼记》成书之地——中原的夏天。
那同一时期的南方人如何消暑？《越绝书》中有载：“勾践出入……休谋石室，食于冰厨。”又言“东郭外南小城者，勾践冰室”。可见春秋时期，南方贵族已建有“石室”“冰厨”这类避暑空间。此乃务实之举。当然亦有浪漫之法，如张岱在《陶庵梦忆·庞公池》中记录的绍兴西园泛舟度夏：设凉席卧船头赏月，小童唱曲，醉意朦胧间声渐远、月渐淡，最终酣然入睡。
上海的夏天，既无北国“天地宏阔”的气势，也少江南“舟中看月”的风雅，倒更像继承了“休谋石室，食于冰厨”的实用主义基因，只是这种享受逐渐下沉至平民阶层，甚至演变为市民口中津津乐道的“弄堂口吹冷风、喝冰镇绿豆汤”。
老上海的夏天（陈刚毅摄）
上海夏日究竟是何光景，或许千人千面，唯有亲历者方能感同身受，略述一二。
我国夏季南北温差并不悬殊，普遍高温。但在北方，只要避开阳光直射，便会有习习凉风；在上海，一旦离开空调，便觉无处遁形，热得束手无策。即便漫步在梧桐掩映的衡复风貌区，日益加剧的热岛效应也会让人如同赤足踏在烈日下的荒野。若再叠加潮湿黏腻的黄梅天，空气中那股化不开的溽热，足以让人瞬间生出逃离此城之念。上海人苦“夏”已久。
有气象记录以来，上海高温日数最多的年份是1934年。这一年，上海累计55天高温，创下百年纪录。当年最热的7月12日，鲁迅致信母亲，如此描述：
“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厉害，晴而无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虽房内也总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注：即35至36℃），半夜以后，亦不过八十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邻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此刻，天上仍无片云也。”
当年的酷热，不仅让鲁迅这样的文豪彻夜难眠、心烦意乱，还引发了旱灾与物价飞涨。同年8月15日出版的《良友》画报刊发《大上海的热景》，开篇写道：1934年的上海夏天极热，从6月到8月气温居高不下且降雨稀少，7月12日更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温40.2℃。持续干旱致使全国赤地千里，翻阅当年报刊，“大旱”“米价飞涨”等标题比比皆是。因旱情严重，上海甚至举办了一场全国祈雨消灾大会。
上海的夏季炎热，近乎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湿热”。好不容易熬到姗姗来迟的秋季，热度也迟迟不退。张爱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借炎樱之口写道：“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潮湿空气裹挟着旧式公寓的木香、蕾丝窗纱的影子与打字机声，在闷热中凝滞成一曲无声挽歌。她的夏天，是旗袍贴背的黏腻，是电扇吹不动的沉香屑，是繁华都市中无人倾诉的孤寂。
世人皆苦夏，杜月笙似乎是个例外。传闻三伏酷暑，他依旧长衫马褂，衣着整齐。有人劝道：“杜先生不必如此拘束，宽衣解带迎风纳凉即可。”孟小冬也曾私下劝他：“天这么热，流这么多汗，穿件汗马甲也无妨。”杜月笙笑着解释其“熬热”之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手下佣人多属粗鲁之人，若我只穿汗衫，他们必脱去上衣；若我穿汗马甲，他们必只剩短裤。我家虽非名门望族，但佣人与往来宾客三教九流皆有。若满屋都是短裤汉子，我这杜公馆岂不成澡堂子？所以我只能忍着热、冒着汗，受这点罪。”
尽管炎热不尽如人意，细细品味前人笔下的“热”，自有四季不及之妙。鲁迅曾日日心满意足地“饮刨冰而归”；张爱玲也有最爱的夏日甜品——老上海冰糕。富人可去海滨浴场、公园下午茶或草地音乐会；穷人则“井水泡西瓜”、弄堂“噶三湖”，甚至光膀子“乘风凉”。林语堂更是幽默指出，“一切家庭秘史，都可在夏日黄昏的闲话中流露出来”。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气候影响人的物质与精神层面。“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空气、水、地方》中也指出气候、环境与人类性情健康密切相关。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进一步论述气候对法律、道德及国家制度的影响。他认为寒冷塑造勇武直率，炎热带来柔弱敏感。北方人因纤维强健而自信果敢，南方人因神经灵敏而情感丰沛，气候差异深刻影响着民族性格。孟德斯鸠有趣地发现，“温度越高越能感受到愉悦”，并推论“炎热地区器官灵敏者的心灵，易被两性愉悦之事触动；其男女情爱可由任何小事勾起”。这一发现或许有理，后续推论却显过度。例如，相对炎热的香港仅诞生了隐喻“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花样年华》；而以多雨多雾和冬季寒冷著称的英国，却诞生了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
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更是“心境”的产物。俗话说心静自然凉，烦热自消融。面对炎炎夏日，生活质量远低于今人的古人尚能自得其乐，何况身处环境卫生优良、物质生活优渥、制冷设备充足的当代人。我们有品不完的冷饮卤味啤酒，逛不完的夜市商超乐园，以及“一脚油门”可达的周边农家乐与江浙沪避暑胜地。更妙的是，我们拥有古人无法比拟的海量闲书与文娱资源，可“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亦可夜夜欣赏佳片。
进可驱车携妻儿，访名山胜水，尽赏长三角美景美酒美食；退可吹空调刷微信，读闲书赏旧画新片，馋了便“口角噙香”地撸遍楼下孜然大串。
不过，对于一个喜爱闲书古意的蜗居宅男而言，即便今人避暑方式万千，享乐花样无数，似乎仍不如陶渊明一次午后高卧：“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思绪至此，上海的夏天，吾吃勿消也吃得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