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深入一座座党校旧址，触摸共产党人思想改造的自觉脉搏——

永远的熔炉

■解放军报记者 张科进 王德赛

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旧址开展寻根活动。李云鹏摄

梧桐掩映，夏雨刚停。“七一”前夕，记者踏入上海淮海中路567弄6号。

石库门里弄静谧得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却暗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1920年，党的上海发起组在此创办了一所党员学校，对外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这是我党建党前首个培训机构。

木楼梯发出吱呀声响，仿佛百年前那群青年的足音仍在回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革命先驱，正是于此首次系统研读《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严肃思考“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党”。

石库门外，是广阔天地。这群平均年龄仅20岁出头的青年，在理论武装与思想改造的熔炉中淬炼信仰、坚定理想。

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记者走访多所党的培训机构旧址，感受熔炉热度，提炼感悟结晶。

石库门内，大浪淘沙始见金

“大功三连”指导员王亚鹏曾听战友提及一桩事：某旅一名获评“理论学习标兵”的干部，在组织生活会上搞“一团和气”“走过场”，遭上级严厉批评。

此事如刺扎心。此次前往石库门寻根，王亚鹏意在探寻革命前辈们“学理论”的最初模样。

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组建后发出的首份通告。通告仅百余字，其中一条规定具体：“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版（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入门》……在“外国语学社”旧址，这些书籍赫然在目。透过泛黄书页，一个新生政党的清醒穿越时空，跃然眼前。

“彼时，党尚在襁褓，人员不过五十，枪支寥寥无几，却将理论武装视为头等大事。”王亚鹏感慨，“这绝非书生意气，而是对革命规律的深刻洞察——无革命理论武装，便无‘纯粹的共产主义者’。”

石库门内，王亚鹏向记者讲述俞秀松的故事。

这位“外国语学社”日常主持者，参加过五四运动，投身过工读互助团——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一群青年同居共读，半工半读，幻想以此改造社会，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迷茫之际，他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瞬间被真理之光点亮。

俞秀松日记记录了他的思想改造历程——

“我从前是抱利己主义的人，从去年起，才把我的狭义的利己主义变为广义的利他主义”“我们现在要觉悟，我们活在社会上，决不是我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单独生活的”。

这颗点亮在上海滩的火种，在大西北寒风中炽烈燃烧。1939年，俞秀松在新疆被捕入狱，他对妻子说“共产党人的头杀不完、血流不尽，永远永远都要相信党”，随后慷慨赴死。

“为何至死不渝？因真学真信科学理论，进而在革命实践中真用真干。”王亚鹏在“云党课”上对全连官兵说道。

走进石库门，读了《共产党宣言》的人，并非都坚持到了最后。在党的一大会址大型铜版浮雕《起点》前，记者凝视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人名字，沉思良久。

同读一本《共产党宣言》，为何有人走向辉煌、有人坠入深渊？

陈公博，抗战期间追随汪精卫叛国。他在回忆随笔《我与共产党》中写道：“我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学说来研究，并未把它当作一种信仰来奉行。”

“陈公博读马克思主义，从未进入思想改造层面，书中道理未曾触动其灵魂。”王亚鹏指出，“若理论不入境、不入魂，仅是大脑皮层上的浮光掠影，风一吹即散。此教训，值得警惕。”

延安窑洞，“向我开炮”余音未绝

“左教授，您讲延安整风让人‘脱了一层皮，换了一身骨’，如今政治整训怎更入脑入心？”

延安中央党校旧址现地教学课上，一名学员向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教授左吕敏发问。左教授转身指向身后那孔窑洞：“答案，就藏在这里。”

窑洞门前立有标牌，上书“高干二部学员（杨植霖曾居此）”。

这般窑洞，当年在延安沟峁间比比皆是。整风中，这里掀起阵阵思想风暴。

杨植霖曾任八路军绥蒙游击大队政委，自认“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内心一度排斥思想改造。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初闻‘改造’二字颇感刺耳，我搞了多年革命，坐过牢、打过游击，到头来还得改造？当时许多从敌营过来的老干部皆有此念，自诩‘自来红’，以为没有非无产阶级思想。”

“自来红”的思想壁垒如何打破？翻阅中央党校留存的一份会议记录，可感当年党内政治生活的“火药味”——

“你只闹了那几杆枪，为何不主动在游击区发展党员？不扎根基层发动蒙汉群众？”“部队走到哪打到哪，却鲜少建立农村党支部、救国会组织”“只顾打仗，丢掉了政委党建核心职责”……

指名道姓、直戳痛处，不留情面却饱含革命同志真诚。一次次思想“炮火”洗礼，令杨植霖终解心结：“后来越想越觉同志戳中病根，这是真心实意助我改造思想，此生感激此次批评。”回到根据地后，他一手抓武装、一手抓基层党建与民族群众工作，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落实整风精神的典范。

杨植霖故事，仅是那场深刻思想改造运动中一朵浪花。翻开资料，当年仅在党校参加整风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达3000余人。

面对一位战功赫赫的红军老团长，同志们直指其犯军事教条主义，“正面佯攻，两面包抄”的呆板战术致战士白白送命，尖锐批评令这名“天不怕、地不怕”指挥员面红耳赤。

“为何有些领导干部一人要点两支蜡烛”“为何有些领导干部装修窑洞，要额外多装一块玻璃”……党校三部办墙报上，如此直率批评领导干部特权思想苗头。

批评不说“希望”，检讨不绕弯子，谁有毛病便摆到桌面晒一晒，此乃我们党作风与传统。

“这般作风传统，我们继承好、发扬好了吗？”延河之畔，左吕敏教授之问发人深思，不少学员低下头。

“我的检视材料三易其稿方通过，前两稿只谈工作、不碰思想，第三稿才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间多是‘工作有时过于急躁’‘理论学习还要加强’等泛泛批评，未真正触及灵魂……”

“时代变了，‘向自己开炮’的老传统不能变！”一场反思辨析随即展开，学员们思绪如延河浪花，真正激荡起来……

两江交汇处，清浊源流自分明

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在此交汇。

自此南行23公里，记者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创办的西南学院旧址。此处现已纳入红岩红色文化旧址集群，访客络绎不绝。

黑白照片前，讲解员驻足：“江竹筠烈士，即大家熟知的江姐。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重庆斗争形势陡然严峻复杂。1947年2月，党组织指派江竹筠直接领导西南学院党的地下工作，将其打造成‘地下党校’。”

山雨欲来风满楼。彼时，西南学院进步学生众多，却未建党组织。3月初，江竹筠找到该校唯一地下党员学生罗永晔，借罗永晔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多名党员，建立起学院地下党支部。

身处敌后，隐蔽斗争，虽是“地下党校”，亦不可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但真理感召力体现于共产党员一言一行中。

据罗永晔回忆，江姐手中掌管大笔活动经费，常年仅两件换洗素色布旗袍，袖口、领口磨得起毛，一处小破洞系她自己用同色细线缝补；日常往返，舍不得坐车，10多里山路常步行，省下的钱全存作支部活动备用金。

今日难想象，江姐甚至将“地下党校”开办至敌人最黑暗魔窟。被捕后，她被关押渣滓洞监狱，以学“国文”为掩护，与难友凭记忆默写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主要内容，供众人讨论学习。

嘉陵江与长江清浊分流，似历史留下的隐喻。

当年的西南学院，位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一隅。讲解员介绍，国民党1927年“清共”后，蒋介石在南京创建“中央党务学校”，两年后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抗战爆发，该校迁至重庆。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哀叹：“共党进步神速，皆因有完整干部思想教育；本党再不改造思想、整顿干部，消亡无日。”在其要求下，中共延安整风核心文件被列为“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资料，然收效甚微。

同样办“党校”，国民党为何失败？翻看“中央政治学校”办学史，答案清晰：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在校园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小圈子”。

此种学风校风，非熔炉，乃染缸。难怪考察重庆和延安后，爱国华侨陈嘉庚尖锐指出，共产党“训育重在改造内心，令理论见于行事”，国民党“党化教育仅重口头诵读，不能克除私心奢靡之弊”。

何为真正“改造内心”？烈士王朴与母亲留下清晰答案。

1945年，出身重庆江北富商地主家庭的青年党员王朴，说服母亲金永华变卖田产办起莲华小学——实为川东地下党“地下党校”，数年发展党员约700人。为支持武装斗争，金永华变卖全部家产折合近2000两黄金，全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王朴身份暴露后，母亲劝其躲一躲，他说：“我加入党组织，就不是娘一个人的儿子了。”被捕后，他托狱友给母亲带口信：“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

重庆解放后，党组织欲归还金永华2000两黄金，老人坚决拒绝。1984年，金永华以84岁高龄加入党组织，她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远方渡口，汽笛长鸣。这声音穿过百年风雨，似仍在追问：今天，我们将以何种作风承载改造思想重任？

（采访得到童康、徐迅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马列树”下寻根脉

河北平山县李家口村，有一棵老槐树，名曰“马列树”。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为少占民房，师生将课堂搬至室外这棵老槐树下。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为何在进城前夜，仍置身山沟沟里学马列？因大家深知，一个即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政党，最危险莫过于“思想懈怠”，必为此艰巨“赶考”做思想准备。

越是关键当口，越需思想淬火。今日，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关键期，我们追寻“马列树”根脉，正是要继承共产党人、革命军人“思想改造永不停步”的高度自觉——大树欲苍翠，根须往深扎。